方鎮邦
從二十世紀90年代科索沃戰爭中網絡技術的初步運用，到后來“震網”病毒對伊朗核設施的破壞，再到近期美以伊軍事沖突，網絡戰的形態正在發生顯著變化。純網絡戰與混合戰爭交織發展：網絡攻擊本身即可能產生重大影響，也可能與空地戰等傳統軍事手段相結合，成為綜合作戰的一部分。網絡手段不再只是輔助性工具，而逐漸成為影響沖突態勢的重要力量，扮演“探路人”“指揮官”“執行者”等重要角色。然而，國際法的回應卻明顯滯后，相關規則的適用存在較大不確定性。
網絡戰正經歷全面升級
網絡空間的戰略地位顯著提升，逐漸成為影響戰果的重要領域。“震網”病毒對伊朗核設施離心機系統的嚴重破壞，被視為網絡武器產生破壞性效果的重要案例。而在近期軍事行動中，網絡手段成了全面“增幅器”，通過破壞通信節點、壓制傳感系統、分析雷達信號等方式削弱對手的“感知—通信—響應”體系，持續為軍事行動創造有利條件。
網絡戰的參與主體日益多元，代理人行動激增。除國家的軍事力量外，各類黑客組織、技術團隊甚至志愿者群體都可能參與網絡行動。行為體有時與國家目標呼應，但其與國家之間的關系并非總是清晰，攻擊的匿名性和跨境性增加了行為歸屬和責任認定的難度。
人工智能（AI）正深度嵌入作戰體系，改變決策與執行結構。從情報融合到目標生成、從路徑規劃到火力分配，AI日益參與作戰全流程。大模型輔助情報分析和場景模擬，數據平臺進行信息整合與可視化處理，無人機等則在算法調度下完成偵察與打擊任務。雖然一些國家強調“人類最終控制”，但在高強度沖突環境中，持續確保“人在回路中”仍面臨現實挑戰。
網絡戰與認知戰、經濟戰的結合更加緊密，其影響也更直接地波及社會層面。例如，對通信網絡、支付系統或電力系統的干擾可能迅速影響社會運行。網絡行動不僅影響戰場態勢，也可能改變輿論環境和經濟秩序，使平民社會成為沖突影響的重要承受者。
國際法存明顯滯后性
在網絡戰不斷升級的同時，國際法的回應明顯滯后。由于締結專門性國際條約困難重重，適用既有國際法似乎更為可行。然而，國家間仍存在不少爭議。
首先，訴諸武力法在網絡空間的適用標準并不明確。根據《聯合國憲章》第二條第四款，國家不得以武力威脅或使用武力。在混合戰爭中，網絡行動作為軍事行動的一部分通常較少引發爭議，但單獨的網絡攻擊是否能夠構成“使用武力”仍缺乏統一標準。當前較具影響力的觀點是依據行為產生的“規模與效果”進行判斷，即如果網絡攻擊造成特定程度的后果，可能被認定為使用武力。然而，不同國家對具體標準的理解差異較大。有的國家強調必須造成類似人員傷亡與財產損失的后果，而有的則認為嚴重的經濟損失或關鍵基礎設施癱瘓也可能達到這一門檻。
自衛權的適用問題同樣如此。《聯合國憲章》第五十一條確認國家在遭受武力攻擊時享有自衛權，但網絡攻擊何時達到“武力攻擊”的程度仍然存在爭議。同時，如果攻擊來源難以溯源，或由非國家行為體實施，受害國是否可以在他國領土內采取自衛措施？在實踐中，一些國家提出當東道國“不愿或不能”消除威脅時，可以在其境內采取行動，但這一主張尚未形成普遍被接受的規則。在缺乏共識的情況下，自衛權在網絡空間的適用容易被擴張解釋，從而削弱禁止使用武力原則的約束力。
其次，國際人道法在網絡化與智能化戰爭環境中的適用也面臨新的挑戰。近年來，圍繞“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統”的國際討論在《特定常規武器公約》框架下持續進行，但各國在現有國際人道法是否足以調整的問題上仍存在分歧。一些國家認為現有國際人道法已經提供基本規范框架，包括區分原則、比例原則和預防措施義務；另一些國家則主張通過新的法律文書對自主武器的發展和使用加以限制，并強調應確保“有意義的人類控制”。
與此同時，國際人道法核心原則的適用在網絡環境中也更加復雜。其中，區分原則面臨尤為突出的挑戰。現代信息基礎設施往往具有明顯的軍民兩用屬性，同一通信網絡、數據中心或云平臺可能同時服務于軍事和民用活動。在這種高度互聯的系統結構中，對軍事目標與民用對象進行清晰區分遠比傳統戰場更加困難。此外，網絡攻擊的影響往往具有連鎖性、跨系統擴散性以及一定的延時性，其軍事優勢與可能造成的民用損害往往難以準確衡量，這也增加了比例原則和預防措施義務的實施難度。
南方國家需要積極行動
當前局勢下，個別大國的單邊行動短期內可能削弱國際法的執行效果。但歷史表明，大國往往仍會在長期戰略中借助國際法維護其制度性影響力。與此同時，霸權國家單邊行動帶來的信譽損耗，也為南方國家的話語權建設提供了機會。
首先，南方國家需更加積極參與網絡空間規則制定進程。長期以來，網絡空間治理議題往往由技術和軍事能力較強的國家主導，但并不意味著南方國家只能被動接受。近年來，逐漸有更多的發展中國家在聯合國框架內通過政府專家組和開放式工作組等機制持續表達立場，參與關于國際法在網絡空間適用以及國家負責任行為規范的討論。這種廣泛參與有助于逐步形成更具代表性的國家實踐，為塑造新的習慣國際法或者軟法貢獻力量。
其次，南方國家需要警惕規則形成過程中的權力不平等。一些強國可能傾向于保持規則模糊，以保留戰略靈活性；或者在提出新概念和標準時，未考慮發展中國家的技術差異。如判斷網絡行動是否構成“使用武力”或“武力攻擊”的“規模與效果”標準，其背后機理可能更偏向于有著精準網絡打擊能力的國家。因此，南方國家應積極參與標準的制定與界定，盡可能使規則兼顧不同國家的技術能力。
最后，加強能力建設并推動更加包容的治理框架，是南方國家提升話語權的重要途徑。對許多發展中國家而言，提升網絡安全防護水平、加強技術能力建設并深化區域合作，是參與國際規則討論的重要基礎。能力提升與合作機制的建設，能夠降低網絡沖突帶來的潛在風險，也有助于在國際規則形成過程中推動更加平衡的力量結構。
總之，隨著混合戰不斷交織發展，網絡空間正在成為國際安全競爭的重要領域。面對技術迅速發展的現實，國際法需實現規則解釋和制度建設上的多元共進。
（作者系武漢大學國際法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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