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報警把你們抓起來！”
“這是我家，我們有規矩，你需要尊重我！”
“什么平等？我們不平等！”
去年3月，沈莘在斯里蘭卡做國際義工時，收了高昂住宿費的寄宿家庭房東對她們拍桌子大吼。被威脅的當天，沈莘當機立斷和同行伙伴提前離開。而當她將經歷發送到義工群中后，卻驚訝地發現，該名房東此前便有性騷擾、種族歧視等行為，他的父親還曾毆打司機，甚至持刀沖向司機和其他義工。而這只是沈莘此次驚心動魄的國際義工旅行體驗的冰山一角。此外，她發現某平臺上仍有多家機構在推薦該項目，甚至在一些分享中看見其他中國女孩站在上述房東身邊的照片，她為此感到擔憂。
近年來，“義工旅行”一直是文旅市場中炙手可熱的存在，無論是國內探索還是走出國門，這種將志愿服務與旅行體驗結合的模式，讓許多人心生好奇。相比于國內義工旅行更多仍停留在“用工作換取食宿”，國際義工旅行包含更豐富的項目：教授當地孩子語言，傳授當地女性健康知識或是各類生存技能，還有進行動物保護、環境保護……參與者通常會在旅行目的地進行一定時間的志愿服務，為當地社區或環境提供幫助，這既能為當地做出貢獻，也能借此省去部分旅行開銷，還能在付出的過程中深度體驗當地文化氛圍，堪稱多贏。但廉政瞭望·官察室記者深入調查后，發現事情遠不像表面那么簡單。
斯里蘭卡科倫坡，志愿者在一處海灘清理垃圾。
收費亂象
“更像是旅行團，為期12天的義工旅行總共交了29800元，包括機票食宿，來回各一天不算在其中，前幾天都在當地游玩，后面5天才到項目園區深度體驗，但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們遇見了特殊情況，有一只羊被蛇咬傷了，園區的人都忙著照顧那只羊，導致沒什么人帶我們。”云園今年19歲，高考結束后，出于想要探索世界、做出更多貢獻、深度體驗等目的，開始了解國際義工旅行。最初，她本想選擇冰島的一個項目，但該組織出于安全考慮，向她推薦了澳大利亞的動物保護項目。“安全考慮主要是當地本身的安全系數，還有路上是否有人結伴出行、一起過海關等等，最終我還是聽從了建議。”
在記者的采訪中，云園參與的義工旅行團價格最為高昂，且除了官方給的行程單，費用支出并沒有給出明細，這也是部分國際義工旅行項目存在的一個通病。在公開報道中，一名從事旅游業，與國內NGO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意譯為非政府組織）有長期接觸的受訪者也指出，國際義工旅行的本質仍然是旅游產品，只是從市場營銷角度考慮，會更強調這趟旅途對當地做出的貢獻，能附加一些額外價值，且相對于普通的沒有主題的旅游，組織這種“義工旅行”的利潤空間更大。“我自己也覺得價格太貴了，而且旅游項目安排的太多，義工部分體驗很不足。給我一種中介賺了大部分錢，給園區很少的感覺。”云園表示未來自己肯定還會參加國際義工，但不會再選擇類似中介，而是報名更專業的組織，自行訂購機票等。
王貝蒂選擇的也是動物保護項目，她是在大學階段了解到的國際義工旅行，當時某國際義工組織來學校宣講吸引了她的注意。“我參與的項目位于南非某草原，項目費用為1000多美元，機票、保險等都是自行購入。費用明細非常清楚，且只在項目前進行了費用的收取，項目過程沒有花錢，幫忙辦理簽證也沒有找我額外收費。”她們住在南非大草中的“土房子”中，條件不算好，餐食也是統一的。“但義工旅行本身也不是去享福的，我也沒有很高的預期，所以抵達之后覺得還不錯。”
今年4月，任晨前往坦桑尼亞進行為期2周的國際義工旅行時，選擇的便是云園心儀的一家全球化的國際組織。“這個機構有數百個志愿者項目可供自由選擇，我參與的是教育類項目。項目費用主要是食宿費，折合人民幣六七千元左右。”區別于國內多數國際義工項目，該機構還有一筆299美元的“志愿者注冊費”，這筆費用僅需繳納一次，注冊后便成為終身志愿者。這筆費用完全與項目費區分，而據該機構承諾，后期收取的項目費100%用于志愿者在當地的吃、住、行等開銷。志愿者覺得這種費用分離模式相較更成熟、透明。“機票、生活費用還有額外的游玩項目之類的，就看自己的預算和安排。”
林琳瑯是一名導游，她幾年前在尼泊爾做過2周國際義工，選擇的也是教育類項目，相對花費較少，但2周行程加上機票、住宿等，總共也花了一萬余元人民幣。“交的主要是食宿費，前期沒有交其他費用，機票等費用都是自己出。到達之后有人接機，離開時則是當地負責人幫我們約好車，我們自費離開。”此外，當地有較多額外項目，均需二次收費，林琳瑯基本都參與了，“還是想體驗下。”
行程安排難規范
“相比于國內許多義工旅行更像‘打工’，用勞動力交換食宿，國外的義工旅行市場延伸出了更多當地化的體驗。”林琳瑯在國內也做過義工，她此前去大理的一家民宿做了2個月前臺，每天工作時間不定，但整體工時短，且較為輕松。“我所在民宿很小，只有幾間房，只需每天接待客人、簡單打掃一下就行，民宿老板則為我提供免費住宿和餐食。”
林琳瑯去尼泊爾參加的是一個教育項目，宣傳的是教當地孩子英語，“但到了當地之后卻給了我們其他選擇，比如去撿垃圾、參觀大象產子等各類活動。這些活動有些在去之前沒有提到過，去之后才告知你有這些活動，但都需交錢參與。報名其他活動后，甚至可以不參與英文教學。因為我很好奇這些活動，所以基本都沒有參與進課堂教學項目。”
同樣選擇教育類項目的任晨則是有相對固定的安排。“每天只要求早上去幫忙，大概工作4個小時左右，下午自由活動，但想幫忙也可以選擇留下，這一點比較隨意。”任晨和義工同伴們負責的主要是早上在幼兒園帶大概1—2歲的小朋友，中午去成人女子學校教一些健康教育。“前期會要求英文好，所以英語不好的人其實也就是根據當地老師的需求搭把手，我設想中很期待的如提前準備教案之類的并沒有。”
云園前往的園區位于原始森林旁，主要工作包括給羊駝等鏟屎、換水、喂食。團隊中的9個人被分成不同小組，進行動物觀察項目，“最后需要向管理員反饋一個不限形式的presentation（報告），從我們的角度去提出建議，以此提高他們園區的工作和管理。”
但云園覺得這次體驗存在很多遺憾。“那段時間，園區一直在忙著看護被毒蛇咬傷的山羊，我也感動于她們愿意花昂貴的價錢購買機器、血清，二十四小時看護救治一只并不算珍稀動物的小羊，園區負責人甚至每天晚上都和小羊睡在一起。但就我個人體驗來講，這導致了人手緊缺，并沒有太多人管我們，我們也沒有深度參與動物保護的流程，體驗和價格是完全不匹配的。”
該機構在宣傳文案中寫道，“義工們將參與動物保護研討會，并分成不同小組幫助園區動物們準備所需食物、進行園區清理和維護、協助動物管理員工作”，但云園表示自己每天做的事情都沒什么差別，且和動物保護相關的很少。“有一天安排我們了解動物，但只是走馬觀花，只有一些簡單的喂水項目。我們甚至沒有真正置身其中和動物相處，沒有喂養他們、觀察它們的習性。”
王貝蒂則很滿意自己參與的動物保護項目。她所在園區沒有網絡與通訊信號，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她和義工伙伴們主要負責照顧動物。“園區會收養一些受傷被父母遺棄的動物，我們就會負責它房子的清理，為它們準備食物、喂食等。還建了瞭望塔，做了給圍欄和瞭望塔刷防蟲漆之類的各種工作。當時是旱季，我們偶爾會給野生動物少許食物。園區會進行幾次換班工作，保證大家都能體驗到不同事情。”此外，每個人都有自己主要負責的動物，王貝蒂一直負責著一只后腿骨折的幼齡非洲獵豹，“最后園區會做我們無法參與的野化訓練，保證動物們順利回歸自然。”
義工？旅行？還是騙局？
除了項目行程安排問題，多位受訪者指出，崗位培訓的存在并無太大意義。不少項目都將崗位培訓時長設置為半天，表示將由帶隊老師詳細介紹義工營地、工作內容及注意事項，但事實上基本都只有大概講述，且更偏向于注意事項、科普。
“如果項目負責人能夠真正詳細地進行崗前培訓，告知我們可以做什么、需要做什么，我們就能提前做準備，比如我到了當地和學生交流時才知道她們會做紡織品進行售賣，如果提前了解，我可以給他們帶一些相關書籍。因為她們英文不好，也不太熟悉社媒軟件，所以書籍會更方便。”任晨在出發前學習了一些當地語言，這使她大受歡迎，“我遇到的每個當地人都問我從哪里學的，也更愿意跟我交流。提前了解情況的話，我或許能借此機會準備一些教案，教會她們如何自學各類型的縫紉方法，我希望能用自己的知識和經驗去提供幫助。”
如果說任晨的感受只是有些遺憾，沈莘則認為她參與的斯里蘭卡海龜保育項目是一場純粹的騙局。整個項目的進行過程，矛盾在不斷累積。“項目介紹時說每天4—5個小時，但前兩天我們幾乎每天工作超過8小時。工作人員指揮義工做事，自己在一旁休息。還會給歐洲人安排更輕松、有趣的活，我們則是純苦力，任務量完全不合理，且項目當地負責人完全無法溝通。”直至與寄宿家庭矛盾徹底爆發，沈莘及同行中國同伴一同離開，此時距離項目真正結束還有一周時間。“出逃，我們三人擠在一輛小車上倉惶地逃出了那個村子，一路上都在擔心，司機會不會在什么荒無人煙的地方把我們扔掉。”
當地的體驗對沈莘造成了不可磨滅的負面影響，她還發現，該基地完全商業化，一周時間陸陸續續來了五六十個短期體驗的白人。據媒體報道，2004年印度洋海嘯之后，斯里蘭卡的南部海岸線涌現了數百家海龜保護基地，其中一些有商業化的趨勢。社交媒體上，不少游客發帖吐槽這些保護基地收費不合理、設施簡陋等問題。沈莘將自己的經歷記錄下來發在義工群及社交媒體上，發現不少人也有相同的經歷。向機構反饋后，機構下架了該項目，但她看到類似項目仍然存在，甚至她的“避雷帖”下，還有人在安利該項目。
現在，林琳瑯回憶自己獨自一人前往尼泊爾也會有些后怕，表示自己當時膽子太大了。王貝蒂則表示，自己去的地方沒有通訊信號，還是存在一定危險，她總結，如果所選機構沒有信用背書的話，要隨時找好后路，最好不要去沒有信號的地方。
“國際義工旅行”本身或許不是騙局，但在信息不透明、監管缺失、情懷溢價等作用下，極易滑向“高價旅游”甚至“危險騙局”。“做義工有時候可能會有點過于理想主義，但是現實可能沒辦法很完美。這些活動對當地產生的到底是正面影響還是負面影響，有沒有意義，我覺得是一個很見仁見智的說法。”任晨曾和同期的來自智利的義工同伴討論過這個問題，最后她們認為只要愿意去，哪怕只是“授人以魚”，都或多或少提供了一些幫助。云園也表示，在動物保護項目中，她和伙伴們都表達了想要再次體驗的意愿，“一是能緩解他們人手上的緊缺問題，二是不管他們分成如何，這筆項目費都能為園區提供一些資金。”
“我覺得做義工不好去考慮性價比，但經濟拮據的話不建議去做這件事。我主要還是想在收獲深度體驗的同時，能夠幫助到別人就更好。”王貝蒂說，“前提還是保證自身安全和心理舒適。”（應受訪者要求，部分人物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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