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宜賓三江口，金沙江與岷江在此交匯，浩蕩的江水至此正式被冠以“長江”之名。下游19公里處，長江南岸舒緩平靜的回彎處，綿延五六公里的白墻黛瓦建筑群，訴說著歷史苦難與榮光。李莊，素有“萬里長江第一古鎮”美譽，抗戰時期，同濟大學、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中國營造學社、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等文教科研機構陸續遷駐當時名不見經傳的李莊。
佇立江邊，望江上貨船來往，不遠的三江新區高樓鱗次櫛比，而當年歷史學家傅斯年、建筑學家梁思成乘船往返重慶與李莊時，他們面對的卻是完全不同的景象。民族衰敗，山河破碎，云集于此的大師學者們在清貧中堅持治學救國，奮筆抒寫報國的情懷。順長江而下，李莊下游兩百多公里處，重慶鵝公巖大橋下的國民政府兵工署第一工廠舊址內，一批批被展出的中正式步槍槍管仍發著幽幽藍光，一座座老舊的機床布滿歲月痕跡，它們是日機轟炸下兵工廠堅持生產的見證者,也是支撐抗戰勝利的重器。
抗戰時期，中國中東部地區的大量高校、研究機構、工礦企業、文化團體乃至政府機關，為躲避戰火、保存國力，進行了一場史無前例的、規模浩大的戰略內遷。川渝作為大后方的中心，以其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和相對穩定的環境，成為最主要的接收地。這場大遷徙存續了中華文明的火種，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奠定了經濟基礎，更是對川渝地區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的全方位、深層次、歷史性的重塑。
李莊古鎮是中國歷史文化名鎮。抗日戰爭時期，同濟大學、中國營造學社等知名高等學府、文化科研機構陸續內遷李莊，構建了以文化為核心的抗戰陣地。
李莊：“地圖上找不到的地方”
李莊古鎮上河街中段，矗立著一座巨大的寬體建筑，即中國李莊文化抗戰博物館。該館由同濟大學章明教授設計，其造型寓意“四手相握，文化脊梁”。在博物館內，李莊古鎮講解員羅靜向記者講起李莊和發生在李莊的故事。
“同大遷川，李莊歡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給。”中國李莊文化抗戰博物館序廳的大屏幕上，16個大字赫然映入眼簾。這16字電文背后，是一場驚心動魄的文明救援。
1940年8月的一天，李莊羊街8號的羅南陔府邸，李莊各界名流匯聚一堂，眾人一致認為同濟大學的遷入有利于李莊的經濟文化發展，而且支援同濟大學就是支援抗戰事業，便向同濟大學發出16字函同意學校遷入。同濟大學于1940年10月開始搬遷南溪李莊，次年3月搬遷完畢。
風雨飄搖的時代，李莊人接納了同濟大學。見李莊人包容、開放、熱情，不久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國營造學社等十余家高等學府、科研機構陸續遷至李莊。
李莊有碼頭和糧倉作為交通與后勤保障，還有“九宮十八廟”等公共建筑可接納機構辦公學習。同濟大學校本部設在禹王宮；遲來的中央博物院籌備處駐在張家祠堂；歷史語言研究所在離鎮上幾里路的張氏祖宅；中國營造學社在李莊月亮灣上壩的張家老房。不過，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九宮十八廟”在當地人心里有著非常崇高、神圣的地位，部分李莊人對“下江人”尚存偏見。
對于反對者，鄉紳們分工合作，逐門逐戶上門做思想工作。最終，李莊人為民族大義，選擇犧牲自己的利益。羅南陔更是帶頭將祖上祠堂免費租給同濟大學附設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變賣田產籌措物資周濟“下江人”。羅南陔見梁啟超的次子、梁思成的弟弟梁思永生病,為了給他提供更好的居住環境，他把兩個兒子趕回不方便的鄉下石板田居住，騰出房子給梁思永一家。
抗戰烽火燎原，李莊猶如文化避難的港灣，無數木船滿載典籍文物溯江而上，在這片水流回旋的河埠泊岸生根發芽。日子很苦，但眾人斗志昂揚。當時，梁思成給美國漢學家費正清夫婦寫信說：“菜油燈下，做著孩子的布鞋，購買和烹調便宜的粗食，我們過著我們父輩在他們十幾歲時過的生活但又做著現代的工作。”費正清后來探訪李莊感慨：“若是外國人面對如此艱苦的環境，恐怕早已紛紛離去。”
1940年至1946年期間，中國存在這樣的奇特現象，無論信件來自國內還是國外，只要在信封上標注“中國李莊”，郵件定能準確送達。就是在傅斯年所言的“地圖上找不到的地方”，中國現代考古學開拓者李濟、中國非漢語語言學大家李方桂、中國民族學開創者凌純聲、中國克隆技術開創人童第周、殷墟考古大家暨“甲骨四堂”之一董作賓、社會學奠基人陶孟和等大師大家云集李莊，他們潛心教學、科研，在外敵入侵的特殊時代使中華的文脈得以存續發展。李莊因而與重慶、昆明、成都成為戰時中國四大文化中心之一。
“中國文化的折射點，民族精神的涵養地。”中國李莊文化抗戰博物館大門上有這樣的楹聯。一名游客游覽完李莊和博物館后感慨，“李莊確實配得上這副楹聯，難能可貴的是，當時不少機構內遷到重慶等地，是戰時首都下達的行政命令，而李莊人主動邀請這些機構和高校過來，展現了他們博大包容的胸襟和家國情懷。”
北碚：“陪都的陪都”
抗戰時期西遷機構為躲避轟炸，往往選擇沿江且具有一定工業基礎的小鄉鎮。李莊如此，北碚亦是如此。重慶北碚盧作孚紀念館前，盧作孚與四弟盧子英的塑像臨江而立，二人雙目炯炯有神地望著前方，盧子英雙手捧著規劃圖，盧作孚則右手指著前方，盡顯運籌帷幄之態。
盧作孚在北碚開展鄉村建設實驗，離不開弟弟盧子英的協助。他們在北碚發起生態環境改善和建設，大力興辦各種經濟事業，創辦文化和社會公共事業。10多年間，北碚面貌與民風民俗煥然一新，具備了迎接內遷機構的基礎條件。當時的北碚曾被稱作“陪都的陪都”“東方的諾亞方舟”。1943年，當英國著名科學史家李約瑟參觀北碚時，由衷感慨這里是“戰時中國最大的科學中心”。
在盧作孚紀念館所在的嘉陵江南岸眺望北望的夏壩，如果天氣夠好，可依稀看到樹林掩映著一幢米黃色的小樓。這座小樓叫登輝堂，為當年復旦大學內遷至北碚時的行政樓和教室。
1937年12月底，復旦大學師生乘民生公司的輪船到達重慶菜園壩，但校長吳南軒認為菜園壩環境嘈雜，人口稠密，決定遷至北碚。之所以選擇北碚，吳南軒認為北碚距重慶不遠，水路以舟三小時達；廠礦較多，可以提供必要的物質基礎和學生社會實踐的地方；夏壩“背靠瓊玉山，面臨嘉陵江，位于黃桷鎮與東陽鎮之間，有平坦土地一千余畝，與北碚夾江相望，風景秀麗，誠為建校佳地”。
彼時北碚情形復雜，復旦搬遷之路并不順利。抗戰爆發后，北碚工廠數量激增。北碚碼頭附近的杜家街以中央工業試驗所及下屬機構為主，提煉合成油、活性炭，制作純鹽酸、純硫酸等戰時物資；金剛碑本是縉云山腰幾個小煤窯的轉運碼頭，賑濟委員會1939年在此地辦了民利制革廠，著名民主人士章伯鈞在此任過廠長，這里還是中福公司總部駐地，地質學家翁文灝和孫越崎把家人安置于此。當時政府的態度是，夏壩為各工廠廠基，平時易生工潮，且廠屋集中戰時宜招轟炸，希望復旦大學另覓他地。盧作孚再三權衡，認為北碚雖有中小學，但沒有有影響力的大學，最終說服政府同意復旦大學在夏壩建校。
1938年2月下旬，復旦大學師生分批從菜園壩遷至夏壩。夏壩當時還叫“下壩”，復旦大學新聞系教授陳望道認為“下”與“夏”同音，建議取“華夏”之“夏”更名為“夏壩”，以表復旦師生的愛國之情。
除復旦大學外，國立中央研究院的各大研究所、清華大學無線電研究所、中國預防醫學研究所、中央地質調查所等陸續遷至北碚。北碚迅速成為全國最大的文化藝術和學術研究中心，各界名流匯聚于此。
1943年11月，老舍一家人在北碚團聚。第二年元旦，他正式動筆撰寫以淪陷時期的北平為背景的長篇小說《四世同堂》。這部鴻篇巨著描寫了中國傳統文化所形成的親和力與凝聚力，鼓舞全民抗戰的斗志。“抗敵文協”研究部副主任胡風在復旦大學任教，他租住在兩間破舊的棚房里，在艱苦的環境里廢寢忘食主辦文學刊物《七月》，刊物經常發表歌頌八路軍和揭露日寇罪行的文章，如曹白的《在敵后穿行》、丁玲的《警衛團生活小景》等。
如今聳立在北碚文星灣42號的中西合璧的兩層小樓，是中國西部科學院舊址中的惠宇樓。1930年，盧作孚在北碚創辦中國西部科學院時，從國民政府軍政要員楊森處勸募了3萬元而建成。抗戰爆發后，中國西部科學院接納了西遷的科研機構人員。中國第一件地形浮雕，第一件自己制作的大熊貓標本，中國人自己發掘、研究、裝架的第一副恐龍骨架，第一批釩鈦磁鐵礦樣品……隨著時間流逝，惠宇樓里的這些物件雖不再如當初那樣光鮮，但它們承載的記憶愈發厚重，仍在向每個來到北碚的人傳達著那段不容忘卻的歷史。
“烽煙四起、家國危難之際，一大批科學、文化、教育、經濟名流能在北碚找到安頓的地方，盧作孚的功勞不言而喻，他是北碚的‘開拓者’。”在民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工作了幾十年的一名老員工告訴記者，盧作孚運營公司的經理人理念、對世界局勢的觀察和思考，都具有前瞻性。他率先在西南腹地進行改革試驗，讓北碚從一個貧窮的地方進化成了當時現代化的城市，當戰爭陰霾逼近，北碚有能力接納、容納西遷的工廠、學校和機構，民族的文化與工業血脈得以保存。
“付出與反哺的雙向奔赴”
抗戰時期，除李莊與北碚外，川渝地區還有很多地方主動接納西遷的機構與團體。
沙坪壩位于重慶市區嘉陵江畔，與相鄰的磁器口通稱為“沙磁區”。早在1936年，重慶大學校長胡庶華發表《理想中的重慶文化區》，倡議在沙坪壩建立文化區，認為“其意義不僅在四川文化本身的發展，而尤關系于中華民族復興的前途”。抗戰時期，包括中央大學、上海醫學院、南開中學等院校遷至沙坪壩。如郭沫若、馬寅初、陶行知、梁漱溟、徐悲鴻、老舍等文化藝術界的名流也來此工作定居。以復興文化教育為使命的沙磁文化區，豎起抗戰大后方的一面文化大旗。
重慶北碚盧作孚紀念館前，盧作孚與四弟盧子英的塑像臨江而立。盧作孚在北碚開展鄉村建設實驗，離不開弟弟盧子英的協助。（曾勛/攝）
成都華西壩，華西協合大學校長張凌高歡迎各大學到此暫避戰亂，金陵大學、齊魯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燕京大學先后遷來。據張凌高的外孫女楊光曦講述，“匯集成都華西壩的五大學共設有文、法、理、醫、農等五大學院六七十個學系，師生人數3000多人，是中國抗戰時期規模最大、學科設置最完整的大學。”一時間壩上師生驟增，各校求同存異，敢于創新，采取自由結盟的方式，師資、校舍、設備配置成了統一的資源，各校教師允許跨校講學，學生允許校際間任意選課，全部承認學生的學分。相較于戰時首都重慶，成都受日寇轟炸騷擾的時間少得多，顧頡剛說：“在前方的聲音驚天動地，到了重慶是上天下地，來到華西壩使人歡天喜地。”
位于重慶西南百里長江之濱的江津白沙壩，抗戰時期為“川東文化重鎮”。國立中央圖書館、國立編譯館等機構和學校相繼遷至此地。各級學校和文化機關、團體的大量匯聚，引來了眾多教授、學者、文學家、藝術家和社會名流。
抗戰軍興，文亦奮進。當時的沙坪壩、華西壩、夏壩、白沙壩，合稱四川的“文化四壩”。《成都商報》曾撰文說，這些機構、高校、工廠西遷川渝，并非簡單的來與留的關系，而是“付出與反哺的雙向奔赴”。
國立武漢大學遷到樂山時，樂山文廟除了祭祀孔子，同時也是縣學、府學所在地，當地政府和人民欣然接受武漢大學，并把文廟改建成武漢大學的總部和主校區。1938年4月，武漢大學師生中出現一種怪病，得病后手腳無力。化學家侯德榜正在這里主持搬遷永利堿廠和籌辦四川堿廠的工作，他派人調查后發現，當地的食鹽中含有大量鋇元素，攝入過量會對身體有傷，侯德榜與團隊把這種病作為一個課題來研究，成功進行了氯化鋇與食鹽的分離實驗。后來團隊中的人回憶，從此這種病在四川絕跡了，“這是為四川居民做了件大好事，積了大德啊！”
由于社會名流和文化機構的到來，李莊當地人得到反哺。當時，小小的李莊比南溪縣城提早10年用上電燈。李莊及周邊百姓子弟得到了全國最好的教育機會，擁有從幼兒園到大學幾乎完整并高規格的教育系統。羅南陔的兒子羅萼芬畢業于同濟附中，當地農民子弟羅哲文1940年考上營造學社的練習生，之后追隨梁思成，成長為中國古建筑研究領域的知名專家。
川渝的山水與文化，在西遷川渝的專家學者間催生了神奇的化學反應，他們將知識體系與巴蜀土壤結合，創造了中國現代史上人文領域的高光時代。
李莊的奎星閣建于清光緒早期，梁思成評價說，奎星閣是從宜賓到上海沿江兩岸建造得最好的一座亭閣。而石牛山上的旋螺殿建成更早，建于明代萬歷年間，全木斗拱銜拼而成，不用一釘，梁思成盛贊其結構之奇，雄傲天下。李莊的古建筑獨具匠心的營造技術，經過梁思成的分析和描述，收入《中國建筑史》一書，為后世研究創立了范式。
在北碚，中國西部科學院生物研究所調查、采集全川動植物標本，供農業改進和學術研究，院長翁文灝因此改良了川北小麥品種，緩解了糧荒。中國西部科學院地質研究所常隆慶等人所著的《四川省雷馬峨屏調查記》詳細介紹了當地的自然環境、土壤、氣候、植被和風土民情，是當時唯一研究彝族狀況的著作。
在成都，燕京大學社會學系主任林耀華，投入到川康邊界的邊疆民族研究中，寫就了《涼山彝家》《四土嘉戎》等一系列邊疆民族研究的著作，成為燕京大學邊疆民族志方向的代表人物。
“這一時期的西遷運動還使得中國各地區的人民增加了彼此接觸、相互影響的機會。”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講師周海建認為，在大后方的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彝族、白族、回族、傣族、藏族等各族民眾更是充分發揮地域優勢，積極參與各項工程的勘探和搶修。一些民眾還與外來的漢族技工締結婚姻關系并組建家庭，“中華民族的民族意識和民族認同感得到了空前加強”。
遺產：從地域振興到民族復興的支柱
郭沫若在日本留學時，結識了后來任金陵兵工廠的李承干,1932年,郭沫若曾到金陵兵工廠看望好友李承干。李承干希望郭沫若能為金陵廠寫首廠歌，郭沫若欣然答允。西遷重慶后，這首歌在抗戰中激勵了一批批員工積極投入生產報國。新中國成立后，該廠幾經改制為長安汽車有限責任公司。后來的1996年,長安汽車決定將兵工廠時期的廠歌更名為《長安之歌》。“戰以止戰，兵以弭兵，正義的劍是為保衛和平。”歌詞不僅代表了戰時兵工廠員工的精神，更是對民族氣節的生動寫照。
西遷入川的工廠大多是近代工業的精華，實力雄厚，門類齊全，與工廠同時遷入的還有大批技術精英和高級管理人才。到1965年三線建設時，無錫動力機廠和河南拖拉機廠合并內遷到北碚區歇馬鎮，幾千名無錫人、洛陽人和上海人告別親人和故鄉來到北碚，共同組建了以生產輪船內燃機和柴油發電機組為主的紅巖機械廠。在原北碚鋼廠舊址上動工修建，僅用10個月，紅巖廠便建成投產。若是沒有北碚抗戰時期打下的工業基礎，三線建設能否在這里如此順利推進，恐怕都是問號。
工業命脈的傳承，尚能搜尋到脈絡，文脈的傳承脈絡或許抽象，但歷史終會給出答案。
抗戰勝利后，復旦大學從北碚遷回上海原址，但其在夏壩留下的校舍等，在盧作孚等有識之士的倡議下，又辦起了相輝學院，學校名字是為了紀念復旦大學創始人馬相伯和老校長李登輝。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際，一名自稱“天性自由散漫，向往的全是田園美、農藝美”的19歲青年學生不顧父母的強烈反對，毅然選擇報考相輝學院農學系。他熱愛自然，常在嘉陵江中游泳。之后，他進入北碚的西南農學院，開始實現科學報國的一生，他就是被世人尊稱為“雜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
武漢失守前，臨時保育院滯留了難童4100多名，盧作孚組織民生輪船公司將這些難童安全護送到重慶。1939年6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根據周恩來的指示，派遣李碩勛烈士遺孀趙君陶赴重慶合川籌建保育機構，收容戰區難童。當時，重慶江津德感壩遷來的國立安徽第二中學，改名為國立第九中學，主要接納安徽籍流亡師生。
安徽懷寧人、美學家鄧以蟄為不讓兒子因逃難而中斷學業，想到四弟鄧季宣在江津國立九中任校長，因此將兒子托付給四弟。臨行前，鄧以蟄叮囑兒子：“以后你一定要學科學，科學對國家有用。”鄧以蟄之子沒有辜負父親的期望，他就是被追授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的鄧稼先。“計算機之母”夏培肅、核動力專家趙仁愷等院士都曾在國立九中求學。
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北碚草街子的鳳凰山上古圣寺中，創辦了一所在當時與國統區完全不同的新型育才學校。學校根據學生的愛好及特長因材施教，開設社會、自然、音樂、舞蹈、戲劇、繪畫、文學等小組。當時，中共中央南方局派廖意林到育才學校組建南方局直屬支部，先由南方局宣傳部部長凱豐直接領導，后由中共四川省委書記吳玉章直接領導。在育才學校最困難時，周恩來和鄧穎超來到古圣寺看望師生，他們從南方局的辦公經費中節省出400個大洋，支助育才學校渡過難關。育才學校在古圣寺7年，為新中國培養了以國務院原總理李鵬為代表的一大批黨政干部，以及杜鳴心、陳貽鑫等音樂人才。
戰爭時期，經濟重鑄與文脈守護同等重要。
清代思想家龔自珍說：“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為保存中華優秀文化遺產精華，故宮文物共分五批南遷、三批西遷。3694箱來自故宮的文物沿長江水路西遷到重慶，秘密在長江南岸的安達森洋行等三處地點。
內遷到川渝的不少工礦、學校、機構，在后來開枝散葉，不少專家學者亦成為各自行業的中流砥柱。新中國成立后，曾遷到李莊的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后更名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為新中國的經濟發展建言獻策。中國營造學社的梁思成于1946年離開李莊后創辦清華大學建筑系，后發展為清華大學建筑學院。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研究人員陰法魯、王利器、任繼愈等遷到李莊工作生活，新中國成立后，他們均成為北大中文系與哲學系的“開山鼻祖”……
曾經忙碌的廠礦、安置過課桌的廟宇、飄過音樂聲的祠堂、爭論數理問題的茶肆，演化為文明的容器，給川渝以振興，給國家以富強，在民族復興新征程上，那些不朽的基因和精神，仍熠熠生輝、奔流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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