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國民政府遷都重慶，這座城市自此肩負起政治、軍事、外交等核心重任，川渝地區也開啟了一段波瀾壯闊的抗戰歷史。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在抗戰的烽火中，川渝地區以群山為盾，江河為脈，憑借獨特的戰略地位和川渝人民的無私奉獻，化身支撐中國抗戰的堅實大后方。
日寇轟炸后，重慶人進行自救。
川渝：西南大后方的戰略選擇
川渝地區能成為支撐持久抗戰的大后方，與這方水土的地理條件息息相關。四川盆地是著名的天府之國。據成都方志記載，1941年至1945年，四川田賦共征收谷物8000多萬石，占當時全國征收谷物總量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中成都、華陽兩地在1941年到1944年間就捐出稻谷147.9萬石。豐富的礦產資源也便于工廠的發展與扎根。
重慶以東，武陵山、大巴山綿延300多公里，這里峽谷縱橫，關隘密布，形成了縱深的天然屏障，阻擋了日軍機械化部隊的推進。
“1942年，日軍擬定‘五號作戰計劃’，妄圖先攻占西安，再進攻成都和重慶，最終因太平洋戰爭形勢惡化而放棄。川渝地區的山地地形阻礙機械化部隊推進，讓日軍不得不進行渡河與山地作戰演練并修改部隊編制，最終也成為該計劃流產的原因之一，這印證了重慶戰時首都的戰略價值?！敝貞c大學教授、重慶抗戰遺址博物館副館長錢鋒告訴記者。
每年10月至次年5月是重慶的霧季，大霧彌漫，形成一層天然的防空網，日軍轟炸機多次因能見度不足被迫返航。在轟炸的日子里，山地地形與茂密的植被也讓炸彈的命中率降低不少，有效保護了兵工廠、政府機關等核心設施，例如黃山官邸等重要場所多次在轟炸中幸存。
川江航運則是大后方的運輸命脈。當時，西南的交通網主要由長江、嘉陵江、岷江、沱江等水系構成，重慶位于長江和嘉陵江交匯處，成為連接長江上下游的樞紐。川江航運成本低、運量大，能夠支撐內遷工廠的原料輸入與成品輸出，以航運效能保障物資周轉。民生輪船公司通過宜昌大撤退等行動，以水路網絡串聯起大后方的物資循環。
作為戰時首都，重慶集中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外交部等核心機構。錢鋒說，重慶當時的定位是“東方主戰場大后方指揮點”。蔣介石的黃山官邸與周恩來主持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雖分處兩地，卻共同推動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運轉。這里每天發出的電報，指揮著正面戰場與敵后戰場的協同作戰，成了全國抗戰的戰略中樞。
構筑物資生命線
抗戰時期，川渝地區艱難拓展著交通網絡。日軍全面封鎖沿海口岸后，當時中國對外交通僅余西南與新疆兩條通道。滇緬公路成為維系抗戰的生命線，海外援助的物資需經此路，經云南輸入四川，再分撥全國，支撐前線作戰。據不完全統計，1939年至1942年，滇緬公路搶運軍需約45萬噸，輸送了全國九成的國際援助。
川江航運讓沿海內遷到大后方的工廠、學校、機關扎根于此，構筑起貫通前線與后方的物資生命線。據重慶建川博物館統計，抗戰時期重慶擁有工廠1690家，兵工廠14家，銀行和錢莊下設機構233個。由于條件困難，一些從沿海戰區搶救出的工業機器，都是由漢口用人力拉到重慶。在如此艱苦的情況下，永利化學工業公司硫酸廠、四川水泥有限公司、第一兵工廠……各大輕、重工業工廠源源不斷地向前線供應軍需，保障民用物資。
重慶建川博物館聚落中，有一個兵工署第一工廠舊址博物館，是由舊址保護性修復而來。博物館工作人員介紹，1938年日軍大舉進攻，直逼武漢。當年6月，全廠兩萬多名職工、家屬和全部設備、成品、廠房的材料全部拆卸裝船，原廠址被夷為平地。為了保密，兵工署讓西遷的兵工廠全部改名，其中漢陽兵工廠改成兵工署第一工廠。
“兵工署第一工廠的搬遷之路充滿了血淚。該廠先由湖北漢陽遷到湖南辰溪，后因日機不斷轟炸，第一工廠不得不在1940年再次西遷。因陸路交通不便，搬遷只能走水路，先經湖南沅陵到常德，后經民生公司的輪船從宜昌溯長江而上遷往重慶?！鄙鲜霾┪镳^工作人員告訴記者，抵達重慶時，原來的兩萬余名職工和家屬僅余千人。
盧作孚舊照。
在這次大遷徙中，民生輪船公司的創始人盧作孚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武漢淪陷，宜昌亦成危城。盧作孚不懼危險，從長沙飛赴宜昌，于飛機上鳥瞰，宜昌人員、物資大量滯留，其場面之混亂，令他極度震驚。他后來回憶當時的場景說：“全中國的兵工工業、航空工業、重工業、輕工業的生命，完全交付在這里了，遍街皆是人員，遍地皆是器材，人心非?？只拧！北R作孚沉著鎮定地指揮24艘輪船，組織大家用40天時間將數萬名人員和代表當時國家工業精華的近10萬噸物資和設備，從宜昌碼頭經川江搶運到重慶及四川后方，締造了“中國實業上的敦刻爾克”。
到了重慶后，日寇的飛機緊隨其后，為躲避轟炸，西遷的工人一邊生產，一邊以人力開鑿防空洞。遷到重慶三年后，兵工署第一工廠的工人們一共開鑿了107個生產洞和9個裝備車間。如今，有的巖洞已經變成了展廳的一部分，走在其中仍能見到當年的痕跡。當年的兵工署第一工廠，如今發展為重慶建設工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作為中國兵器裝備集團有限公司的直屬骨干企業之一，繼續為國防工業作貢獻。
抗戰時期遷到重慶的兵工廠并不止漢陽兵工廠一個，據統計，兵工署17家工廠中有11家遷至重慶。1937年11月，國民政府一紙西遷命令送達金陵兵工廠。面對日軍鐵蹄逼近，廠長李承干力排眾議，決意將全廠遷往重慶江北。李承干親率遷運團隊晝夜奔忙于廠房、碼頭與火車站之間，將設備拆解為可運輸單元。沒有起重機械，工人便以滾木、繩索和扁擔肩扛手抬，將精密機床捆扎入箱。12月6日，最后一批留守人員將兵工廠庫存的鋼材和半成品等裝上雇來的兩只木船，沿江而上，此時距日寇破城僅余幾天。
抵達重慶江北后，金陵兵工廠更名為“第21兵工廠”并正式復工，但更大的挑戰接踵而至，職工吃的住的問題都沒解決。李承干帶著工人在簸箕石江邊搭建了個席棚作為職工食堂，單身職工則擠住在江邊原絲廠的舊倉庫樓上，同為單身的李承干和大家同吃同住，墊谷草、睡地板。第21兵工廠復工一個月后，就趕制出40挺重機槍，同時，李承干對馬克沁高射機槍進行了改良，并設計和制造12厘米迫擊炮和炮彈，有力地支援了前線。
據重慶市檔案館編研處副處長唐潤明講述，第21兵工廠在大轟炸期間成為重要的轟炸目標，該廠遭到日機14次轟炸，員工死亡10人，傷數十人。面對日寇暴行，李承干極度憤慨地說：“只要我的人不死完，我總會有辦法來復工?！泵慨斵Z炸結束，空襲警報尚未完全解除，他便率先沖出防空洞，奮不顧身地搶救人和機器設備。
第21兵工廠并沒有修建防空洞，而是調整了工廠布局，堅持地面生產。據銑工胡學佑回憶，那些重要設備被獨立放置，間隔很遠，每間廠房外還堆著木材和各類工具。每當日軍轟炸結束，他們就馬上搭建臨時廠房復工。
“鋼鐵產業和武器生產工人多為男性職工，為平衡性別結構，當時在軍工廠附近建立了紡織廠和食品廠，大部分是女性員工，形成了安家樂業的環境?！卞X鋒介紹，這為整個西南地區的工業基地建設發展起到了奠基作用。配套產業也隨軍工內遷在川渝落地，重慶從戰前的輕工業城市快速轉型為西南重工業中心，逐漸形成軍工加民用的完整工業體系。
重要的兵員補充源
“出川抗戰，失土不復，誓不返川。”這是1937年成都少城公園的歡送川軍出川抗戰萬人大會上，川軍將士代表的莊重誓言。他們穿著單衣，踏著草鞋，背著“老套筒”步槍徒步奔赴東部戰場。
“傳統意義上，當時四川軍閥劉湘改編的國民革命軍的6個集團軍被稱為‘川軍’。另外還有很多四川籍兵員補充到中央軍和各個部隊中。因此目前川軍的總量沒有精確的數字，但加上西康征兵等數據，可知全面抗戰的八年間，四川實征壯丁達300多萬人，其中重慶輸送了大概96萬名戰士?！卞X鋒說。
四川省北川縣王者成贈給即將出征的兒子的“死”字旗。
這些不愿當亡國奴的熱血青年在抗日救國的感召下自愿應征，成為各戰場最重要的兵員補充源。川軍先后有6個集團軍另有2個軍1個獨立旅出川抗戰，約占全國出兵抗戰軍隊總數的五分之一，是除中央軍外的第一大地方武裝，幾乎參加了抗戰中的所有大型戰役。
1943年，中國派往印緬戰區配合盟軍對日作戰的遠征軍急需補充兵源。四川在一個月內就征召了4.5萬名優秀知識分子，飛赴印緬。這在川渝地區掀起了知識青年從軍運動的熱潮，并促進了全國“十萬知識青年從軍運動”的順利開展。
隨著機構、學校內遷，莘莘學子來到川渝，并非享受這“偏安一隅”的安逸和寧靜，他們與熱血的川渝兒女一起發起各種抗日救亡運動，不少學生響應“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號召，積極從軍。
當時，李莊參軍學子在同濟本部禹王宮集體宣誓后慷概出發，全校實際從軍人數達364人，是當時國內參軍人數最多的高校；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戰地記者海明威在華西壩五校發表演說后，很多學子受其影響，投筆從戎，還有許多學生報名入伍擔當隨軍翻譯；不少重慶學子加入重慶學生界救國聯合會，從這里走上沙場。遷到宜賓李莊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青年研究員們也紛紛請纓。傅斯年的侄子傅樂德也投筆從戎，遠征印度。當時傅斯年寫信勉勵道：“你這次從軍，實在的好事。此時青年總當以愛國第一，立起志氣來，做于國家有益的事?！?/p>
在民族危亡之際，出家人并未置身事外。四川省佛教會組織了僧伽救護訓練班，這些僧兵訓練后成為戰地救護員，一同隨川軍出征。
沒能上前線的人，在大后方也積極地加入了訓練。黨、政、軍干部及青年學生、普通百姓先后被納入戰時訓練制度，重慶南岸、璧山等地都建立了培訓基地。特種教育培訓班開展了警衛糾察、救護慰勞、防控消防等各項工作，這不僅為抗戰培養了大批人才，還提高了西南地區人口的整體教育水平。
“捐不完的愛國錢”
川軍在前線浴血奮戰，而川渝地區的群眾則在后方全力提供保障。面對艱苦的境遇，他們節衣縮食，踴躍捐款獻金，積極參與生產建設，寧可自己碗中無米，也要讓前方將士有糧。
當時，戰區不斷擴大，政府的稅源逐漸枯竭，而軍資耗費益繁。四川豐富的農業資源為持久戰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全省承擔戰時糧食供給重任，通過田賦征實、糧食統購等措施保障軍需民食。在財政領域，四川更成為國民政府的重要稅收支柱，眾多金融機構扎根于此，以穩健的運轉為戰時經濟注入活力。那些泛黃的存折與取款印鑒票，如今靜靜陳列在重慶建川博物館，人們仍能從中感受到當年的溫度和熱情。
隨著節儲運動的開展，川渝各界群眾紛紛捐款獻金，極力支持抗戰。在全國勸儲總會發起的抗戰建國儲蓄競賽中，到1942年1月底全國儲蓄達72540萬元，重慶市占13046萬元，為全國最多的地區。1943年7月7日，重慶開展陪都各界七七勞軍獻金活動，獻金總數達8500余萬元。重慶企業家劉子如在抗戰爆發后，積極籌集物資，自費率百余人前往前線服務，時間長達三年。
民間組織的力量也不容小覷。全國征募寒衣總會為前線戰士募捐了上百萬件衣裝，還在重慶創辦了抗屬工廠，為軍屬創造工作崗位。
由于沿海海鹽產區淪陷，川南鹽都自貢的戰略地位變得愈發重要。1939年正式設市后，作為全國最大的井鹽生產基地，自貢頂住了日軍7次“鹽遮斷”轟炸，堅持在硝煙中搶修井架，在廢墟上重啟灶火，以赤誠的救國之心詮釋了何為“鹽都兒女多壯志”。
1941年前后，自貢鹽工響應《新華日報》發出的“獻機運動”倡議，先后捐款購買了兩架飛機“鹽工號”“鹽船號”。1944年的“愛國獻金”運動中，鹽商余述懷一人捐出1000萬元，鹽業巨子王德謙累計捐獻約1400萬元，羅從修等77名鹽商組建“七七獻金團”，每人每月獻金77元直至抗戰勝利，帶動整個鹽場掀起捐獻熱潮。
據史料記載，截至1944年11月，全國獻金運動總共募得法幣約5億元，其中自貢獻金高達1.2億余元，創下了多項全國第一，包括捐款總額全國最多、人均獻金最多等記錄。1939年10月至1941年8月，日寇對自貢地區進行了7次“鹽遮斷”大轟炸，妄圖摧毀自貢鹽場、切斷軍民食鹽供給。1940年8月12日的大轟炸中，自流井上橋石灘壩鐘森榮家族三代13人被炸死，鐘森榮孫女鐘澤云遇難時出生僅3個月。自貢鹽工在轟炸中堅持生產，緊急警報時方進入掩體，熬鹽崗位不熄火，1941年產鹽518萬擔，創下歷史最高紀錄。當時人們編出順口溜說，“炸不斷的自貢鹽，捐不完的愛國錢”。
日本投降后，1945年10月《新華日報》發表社論《感謝四川人民》，文中對川渝地區的抗戰作出了高度評價：“四川人民對于正面戰場，是盡了最大最重要的責任的……四川人民對于正面戰場送出了多少血肉，多少血汗，多少血淚！”川渝地區在抗戰時期的貢獻，不僅是提供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支持，更重要的是，川渝人民展現出了堅韌不拔、不屈不撓的抗戰精神和愛國情懷。
在重慶抗戰遺址博物館的觀眾留言簿上，一位小朋友寫道：“和平從不是理所當然，是數不盡的先輩們用熱血與堅守鑄成。銘記歷史，愛好和平，忠于祖國！”這句留言正是對川渝地區抗戰歷史的最好詮釋，也是對所有為抗戰勝利作出貢獻的先輩們的最高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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