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陳麗芬
【摘要】暢通經濟循環是著眼于發展全局的戰略之舉。當前，我國經濟循環在需求、供給、流通等關鍵環節，仍面臨有效需求不足、供需適配性有待提高、要素流通不暢等卡點堵點。需通過“投資于人”與收入分配優化筑牢經濟循環動力根基，通過創新供給提升經濟循環質量，通過縱深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提高經濟循環效率，疏通經濟循環卡點堵點，為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堅實支撐。
【關鍵詞】經濟循環 卡點堵點 內生動力 構建新發展格局
【中圖分類號】F124 【文獻標識碼】A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關鍵在于經濟循環的暢通無阻。①做強國內大循環是推動經濟行穩致遠的戰略之舉。當前，經濟循環在需求、供給、流通等關鍵環節，面臨有效需求不足、供需適配性有待提高、要素流通不暢等卡點堵點，影響經濟循環的動力、質量、效率。為此，需堅持“投資于人”發展理念與優化收入分配結構，創新豐富商品和服務的優質供給，縱深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破解制約經濟循環的卡點堵點，為構建新發展格局提供堅實支撐。
深刻認識暢通經濟循環的重大意義
暢通經濟循環是一項著眼于發展全局的戰略之舉，依托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有效對沖和化解國際循環中的不確定性，夯實我國經濟發展根基，確保經濟穩定運行和高質量發展。
暢通經濟循環是應對外部風險挑戰、牢牢把握發展主動權的重要保障。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從國際比較看，大國經濟的特征都是內需為主導、內部可循環。”②這一重要論斷深刻揭示大國經濟發展的普遍規律。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我國參與國際經濟循環，通過市場和資源“兩頭在外”，快速提升我國經濟實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當前，國際形勢充滿不穩定性不確定性，世界動蕩加劇，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抬頭，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威脅上升，世界經濟增長動能不足，大國博弈更加復雜激烈。我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制造業第一大國，面對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外部挑戰，需立足國內，做強國內大循環，推動經濟循環暢通無阻，才能增強經濟發展韌性，確保極端情況下經濟正常運行和社會大局穩定。暢通經濟循環，贏得長遠戰略主動，把國家發展進步的命運和主導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從而為中國式現代化新征程筑牢最可靠的安全底座。
暢通經濟循環是驅動高質量發展、實現經濟螺旋式上升與質效躍遷的內在要求。國民經濟是一個動態循環系統，其健康運行有賴于生產、流通、分配、消費各個環節的循環通暢。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在正常情況下，如果經濟循環順暢，物質產品會增加，社會財富會積聚，人民福祉會增進，國家實力會增強，從而形成一個螺旋式上升的發展過程。”③實現這一良性過程，關鍵在于處理好供給與需求的關系，使供給和需求兩端動力強勁、總體匹配，動態平衡、良性互動。暢通經濟循環，正是通過把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促進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高效銜接。這不僅能夠釋放內需潛力、提升經濟效率，而且能以龐大市場需求牽引供給升級、以高質量供給創造新需求，形成供需更高水平的動態平衡，驅動經濟實現量的合理增長和質的有效提升，培育壯大新質生產力，完成經濟增長動能的根本性轉變，為高質量發展提供持續的內生動力。
暢通經濟循環是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優化全球資源配置的主動選擇。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絕不是關起門來封閉運行，而是通過發揮內需潛力，使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更好聯通，以國內大循環吸引全球資源要素，更好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提高在全球配置資源能力，更好爭取開放發展中的戰略主動。”④這一重要論斷明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是開放層次更高、主動性更強的戰略布局。強大的國內大循環，將形成對全球優質資源要素的強大吸引力，這標志著從過去的“客場”深度參與，轉向依托“主場”優勢的主動整合。暢通經濟循環不僅能提升國內發展效率和水平，而且能引領和推動互利共贏的國際循環，增強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聯動效應，實現更深層次、更具韌性的開放發展。
制約經濟循環的卡點堵點
近年來，我國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堅定實施擴大內需戰略，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基礎不斷夯實。同時，當前國內大循環在需求、供給、流通等關鍵環節，還面臨一些卡點堵點，在動力、質量、效率等方面與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相比，仍有提升空間。
有效需求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經濟循環的重要動力。凱恩斯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提出，有效需求是總需求函數與總供給函數相交時的均衡值，其不足本質上是消費需求與投資需求不足的結果。如果有效需求，尤其是消費需求持續低于經濟潛在供給能力，可能帶來總產出增長放緩，并使“生產—消費”這一循環鏈條的動力有所減弱。當前，我國經濟運行中的有效需求不足問題，主要體現在消費需求不足。與國際水平相比，我國最終消費率和居民消費率仍處于較低水平。其中，居民消費率是反映一個國家消費內生動力的重要指標，通常以居民消費支出占支出法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來表示。據世界銀行數據庫公布的數據，2024年，我國最終消費率為56.6%，居民消費率為39.9%。⑤這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一定提升空間。消費作為經濟循環中的重要環節，消費需求不足會使社會再生產循環受阻。
中低收入群體收入增速還需提升，中間收入組群體收入份額需進一步提高，消費潛力有待釋放。從收入增速看，中低收入群體收入增長相對平緩，影響社會整體消費傾向。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2025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比上年增長4.4%，低于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0.6個百分點，表明中低收入群體收入增長慢于高收入群體。邊際消費傾向隨著收入增長而遞減，中低收入群體收入增長較慢，導致社會整體消費傾向有所下降。從收入份額看，中間收入組群體是消費中堅力量，其收入占比仍有提升空間。根據世界銀行收入五等份數據，我國中間偏下、中間、中間偏上收入組家庭占有的收入份額為49%。⑥這一收入份額與發達經濟體相比仍有提升空間。從預期看，消費者信心還需進一步增強，預防性儲蓄意愿較強，也制約消費潛力的釋放。
城鎮化進程相對滯后于工業化水平，對擴大內需形成一定的結構性制約。從國際經驗看，城市化發達的經濟體通常擁有更為成熟的內需市場，即城市化率與工業化率比值越高，內需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越高，而凈出口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越低（見圖1）。同時，城市化率與工業化率的比值越高，居民消費率也相應越高（見圖2）。城市作為經濟運行的重要空間載體和消費升級的主要容器，其發展水平與內需市場的規模密切相關。城市發達的國家，內部市場才會發達，也才有各種消費、各種內需；市場不夠發達，總需求不夠，只好賣給別人，表現為凈出口。⑦在我國，城鎮化進程在一定程度上滯后于工業化發展，工業化率相對較高而城鎮化率相對偏低，這對內需的充分釋放產生不利影響。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24年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67%，低于相同發展階段發達國家平均水平，戶籍人口城鎮化率不到50%。工業化與城鎮化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同步，導致經濟空間與人口分布、生產中心與消費中心匹配不夠緊密，從而對內需增長形成一定的抑制。
供需適配性不夠高，影響經濟循環的質量優化。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到，資本循環必須經歷“貨幣資本→生產資本→商品資本→貨幣資本”的形態轉換。其中，“商品資本→貨幣資本”的轉換被稱為“驚險的跳躍”，其順暢程度高度依賴于供給對市場需求的匹配程度。當前，我國供給體系面臨“低端供給過剩”與“優質供給不足”并存的結構性矛盾。隨著居民消費需求從“有”向“優”轉變，有的領域供給調整未能完全同步，對低成本與規模擴張的路徑依賴依然存在，容易陷入低端仿制和價格競爭的“內卷化”困境。與此同時，企業的核心創新能力還有待提升，品牌建設及質量基礎仍需加強，能夠有效滿足國內市場日益增長的品質化、個性化、多樣化需求的優質產品與服務供給，尚需進一步豐富。根據世界品牌實驗室發布的2025年度《世界品牌500強》榜單，中國上榜品牌數量為50個，與排名第二的法國（51個）數量接近，但與擁有184個上榜品牌的美國相比還存在差距，且上榜中國品牌多集中于能源、金融等領域，在高端消費品牌方面仍顯薄弱。這種供需之間存在的結構性錯配，使得部分潛在需求難以充分轉化為實際購買力，不利于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制約經濟循環的整體質量提升。
要素自由流動不夠順暢，制約經濟循環的效率提升。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強調，要素的自由流動是實現帕累托最優配置、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的基礎。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關鍵是破除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促進要素、產品和服務自由流動，形成資源高效配置的國內大循環，把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充分發揮出來。近年來，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取得許多重要進展，同時仍存在一些堵點難點，使得關鍵生產要素難以完全依據市場競爭實現最優配置，制約經濟循環效率的提升。
少數地方區域分割和行政壁壘問題仍然存在。其一，少數地方市場準入還存在隱性壁壘。少數地區以強制設立本地子公司為前置條件，變相設置準入限制，此舉既增加企業跨區域經營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增設一家子公司往往意味著增加超百萬元的一次性成本，又扭曲基于資源配置效率的企業投資布局決策。其二，少數地方在公共采購與招投標中存在歧視性做法。少數地方政府通過設定傾向本地產品的技術參數，在信用評分中嵌入不利于外地企業的規則，或將“本地化機構設置”而非實際服務能力作為評審要素，實質上構筑排斥域外經營主體的隱性壁壘。其三，少數地方的不當干預呈現“領域轉移”新趨勢。在傳統產業領域招商競爭受到嚴格規制的同時，少數地方轉而以支持新興產業、發展新質生產力為名，對電動汽車、人工智能等項目提供高額補貼，不僅可能引發新的地方保護與惡性競爭，而且會擾亂新興產業正常的市場秩序與資源配置信號。
要素市場化改革亟待進一步深化。勞動力要素方面，社會保障統籌程度仍需進一步提升，降低勞動力流動意愿。流動勞動力養老保險待遇無法按多地實際繳費情況分段計發，養老保險結算存在損失的情況。同時，醫療保險多數仍停留在地市級統籌層次，各地經辦規程不一，轉移接續手續還需進一步簡化，跨地區轉移接續存在困難。數據要素方面，制度基礎較薄弱導致流通困境。數據分類標準不統一、開放范圍不清晰，導致“數據孤島”現象。由于缺乏統一的分類細則與權威的合規指引，少數政府部門、企業對于數據流通使用存在“法無授權不敢為”心理，不利于數據市場培育。土地要素方面，有的地區積累了一些低效或閑置的存量建設用地，由于產權關系不清晰、規劃調整困難、退出機制不夠順暢，以及交易成本較高，難以被有效盤活。
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仍面臨財稅、統計等方面約束。其一，中央事權還需適當加強，中央財政支出比重仍需提高。部分領域存在地方事權與財力不匹配的情況，地方財政支出責任較重，客觀上強化少數地方政府通過干預本地市場拓寬稅基、增加財政收入的動機。其二，稅收、統計制度不完善引發地方保護傾向。當前，我國增值稅的地方分享部分，主要依據生產者所在地進行地區間分配，容易導致稅收與稅源背離，加劇地區間的稅收競爭，從而引發限制本地企業遷出、阻礙外地商品流入的地方保護行為。其三，區域協作激勵不足，地方保護主義現象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少數地區在破除壁壘上存在“觀望”心態，甚至有“誰先消除保護誰吃虧”的錯誤認識。
暢通“大循環”，怎么干
緊扣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這一關鍵，暢通經濟循環關鍵環節的卡點堵點，從而夯實循環動力根基、提升循環質量、提高循環效率，為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堅實支撐。
堅持“投資于人”發展理念與優化收入分配結構，夯實經濟循環動力根基。通過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加大人力資本投資，以及穩步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將經濟發展成果，切實轉化為居民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與可持續的發展能力，進而從根本上撬動“生產—分配—流通—消費”的良性循環。首先，著力提升居民收入與就業水平。消費需以收入為支撐，著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并通過再分配調節機制縮小收入差距。著力健全最低工資標準調整機制，科學合理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促進中低收入群體增收。服務業已成為吸納就業和新增就業崗位的最主要來源，需以服務業為重點促進就業，尤其是支持吸納就業能力強的中小微企業。持續優化創新創業環境，保護中小微企業經營者、個體工商戶的合法權益。⑧其次，強化人力資本投資與社會保障。堅持“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緊密結合，改變傳統以“物”為主的投資模式，重點加大對生育養育、教育培訓、醫療、文化體育等領域的公共投入。通過健全社會保障體系，穩定居民支出預期，從根本上減少預防性儲蓄動機，讓居民從“不敢消費”，向“能消費、敢消費、愿消費”轉變。再次，深入推進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健全常住地基本公共服務制度，推動教育、醫療、社保等關鍵公共服務“隨人走”，通過制度創新保障城市的農業轉移人口“進得來、留得下、過得好”。
創新豐富商品和服務的優質供給，提高經濟循環質量。以科技創新驅動產業升級，以消費升級牽引供給創新，推動供給體系從滿足基本需求向創造和引領新需求躍遷。其一，提升智能、綠色、健康等高品質產品供給。通過深化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技術與制造業融合，加大智能終端、可穿戴設備、新能源汽車、智能家居等產品研發力度，以“人工智能+”賦能傳統商品創新。其二，擴大和升級服務消費供給。聚焦教育、醫療、養老、文旅等發展型、享受型服務領域，通過放寬市場準入、引導社會資本進入、提升服務標準，著力破解優質供給不足問題。依托數智技術創造沉浸式、個性化消費新場景，發展基于產品的訂閱服務、內容生態等。其三，筑牢品質與品牌根基。強化質量基礎和標準體系建設，支持國產品牌向高品質、高附加值升級，培育一批能引領國內、走向世界的消費品牌。
縱深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提升經濟循環效率。破除阻礙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的卡點堵點，將超大規模市場優勢轉化為高質量發展的強大動能。對地方政府干預市場的行為，實施嚴格的負面清單管理。禁止以強制設立本地子公司等形式，變相設置市場準入限制；禁止在政府采購、招投標中，通過設定歧視性技術指標、信用評分，或本地化機構要求等方式，構筑不利于外地企業的隱性壁壘；禁止直接或變相強制企業進行本地采購，扭曲供應鏈自主選擇，等等。構建保障要素暢通流動的制度規則。統一社會保障規則，推行養老保險待遇按各繳費地分段計算，并加快醫療保險省級統籌與經辦規程統一，從根本上消除勞動力自由流動的后顧之憂。細化數據流通法律法規實施細則，建立統一的公共數據開放目錄與共享標準，明確可流通數據的邊界與脫敏標準，大力激活數據要素價值。創新土地交易制度，縮短工業用地使用權出讓年限，探索先租后讓、彈性年期出讓等多種方式，降低流轉環節稅負，以盤活存量低效用地。推動財稅、統計、考核制度改革。適當加強中央事權、提高中央財政支出比重，優化企業總部和分支機構、生產地和消費地利益分享，消除地方保護主義傾向。
【注釋】
①《深入學習堅決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 確保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好局》，《人民日報》，2021年1月12日。
②③④《習近平經濟文選》（第一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5年，第376頁、396頁、376頁。
⑤⑥來源于世界銀行數據庫，https://data.worldbank.org.cn。
⑦徐遠：《從工業化到城市化》，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9年，第62頁。
⑧史丹：《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進一步提振消費》，《國家治理》，2025年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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