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觀智庫研究員 黃愛林
科技創新引領新質生產力發展已成為共識。如何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完善科技金融服務體系”成為題中之義，也是四川“十五五”時期的重要任務。站在新的歷史起點前望，如何讓科技金融服務體系更好適應科技創新規律和發展需要，成為重要課題。川觀智庫在前期研究基礎上，專訪金融風險智能預警及現代治理實驗室——金融監管行為及現代治理方向總負責人姜松教授，深入探討四川完善科技金融服務體系的可能路徑。這是川觀智庫《智啟"十五五"· 十家智庫給四川的十個建議》系列智庫產品的第二篇。
推動科技金融服務體系從“要素驅動”轉向“生態驅動”
●傳統模式已觸及效能天花板，與科技創新的本質特征存在矛盾
●構建覆蓋科技企業全生命周期、激發創新內生動力的科技金融生態
川觀智庫：從中央到地方的“十五五”規劃建議，以及2025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均強調要創新發展、大力發展科技金融。如何理解對它的重視？
姜松：科技創新具有高投入、高風險、高不確定性與長周期的特征，其發展高度依賴金融服務提供的耐心資金供給、跨周期資源配置與風險分擔功能。要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推動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就必須持續完善并升級科技金融服務體系。通過引導金融服務適應科技項目和科技活動的風險特性，打破對傳統抵押邏輯的依賴，推動科技金融從“輔助性工具”升級為創新系統的核心基礎設施，構建一套與科技創新特性深度匹配、內生嵌入創新全鏈條的全周期、多元化、主動賦能金融生態體系，進而促進產業鏈、創新鏈、人才鏈與資金鏈的深度耦合。中國產業政策邏輯已從基于成本的要素競爭發展到基于生態的系統競爭新階段，因此，科技金融服務也要完成從“要素驅動”向“生態驅動”的轉型。
川觀智庫：如何理解“生態驅動”？
姜松：過去，我們對科技金融的認知局限在“給錢”，認為加大財政資金、貸款規模、補貼力度等要素投入即可。如今，科技金融正演進為“看懂技術、投資未來”的價值創造活動。這意味著相關金融服務重心從單一的要素投入，轉向構建覆蓋科技企業全生命周期、能夠激發創新內生動力的金融生態。要求科技金融服務主體依托專業化評估體系，從知識產權價值、技術路線可行性、核心團隊能力、應用場景落地性以及產業發展趨勢等多個維度，對科技型企業進行綜合估值定價，其核心能力也需從傳統的財務數據分析，躍升為對前沿技術的趨勢研判與價值洞察能力。在更高層面，則要求相關金融服務超越單純的技術改良，構建以“耐心資本”為基石、“制度包容”為保障、“生態協同”為路徑的系統性科技金融服務支撐框架。
川觀智庫：為什么必須向“生態驅動”轉型？
姜松：傳統“要素驅動”模式已觸及效能天花板，轉型的根本原因在于該模式與科技創新的本質特征存在深層矛盾。表現為“三重錯配”：一是風險特征錯配。科技企業多具有高風險、高成長、輕資產的特征，與商業銀行“重抵押、重歷史現金流”的傳統授信邏輯和偏好背道而馳，導致其核心價值難以被傳統風控模型有效評估與定價。二是生命周期錯配。科技成果轉化需要涵蓋“研發—中試—產業化”全鏈條、長周期的持續資金投入，且各階段所需資金規模與風險偏好差異顯著。傳統金融體系存在結構性斷點與巨大資金缺口，導致許多優質技術難以跨越從實驗室到市場的“死亡之谷”。三是服務供給錯配。科技企業需要的不僅僅是資金，更需要戰略規劃、市場對接、技術驗證、人才引進、管理賦能等一攬子綜合服務，單一金融機構無法提供系統性解決方案。因此，單純增加資金供給難以破解創新鏈發展瓶頸，科技金融體系必須從“風險規避者”轉向“風險識別者與共擔者”轉型，從被動適配轉向主動參與。
川觀智庫：您介紹了科技金融轉型需求的普遍性，具體到四川，又有何特殊性？
姜松：根據我們的研究，對于四川而言，當前面臨“四大關鍵壓力”，需進一步推動科技金融向“生態驅動”加速轉型。第一、新階段高質量發展的內生壓力。四川科教資源豐富，但在科技成果轉化率、科技企業上市比例等方面仍有較大提升空間，需要不斷完善銜接“實驗室”與“生產線”、“創意”與“市場”的高效轉化產業生態，這要求科技金融體系加速從“末端資金供給方”轉變為貫穿創新全流程的“催化劑”。第二、區域激烈競爭下的時間窗口壓力。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已形成活躍的創投生態、高效的技術交易市場，以及緊密的“產學研金服用”協同網絡。四川需加快構建特色科技金融體系步伐，才能避免在人才、項目、企業培育等關鍵領域被“虹吸”的風險。第三、服務國家戰略的使命承壓。四川肩負服務國家科技自立自強與協同建設西部金融中心的戰略使命，這要求金融資本更多轉變為“耐心資本”，具備融入創新進程的能力，開展跨周期布局。第四、新質生產力發展倒逼變革。傳統金融資源被動適配的模式，已無法滿足新質生產力發展需求，必須轉向主動服務，前瞻性定義、培育新興產業集群，塑造產業發展未來。
政府引導基金應有“雪中送炭”的獨特價值
●政府引導基金正升級為構建長期創新生態的戰略樞紐與耐心資本引擎
●建立“戰略價值考核+實質容錯免責+市場化專業治理”三位一體制度保障
川觀智庫：科技金融服務體系要實現轉型，關鍵突破點在哪里？或者說，要以什么為抓手？
姜松：對地方政府而言，一個最直接的抓手是推動政府引導基金的角色轉變。政府引導基金要從一種“政策工具”轉變為“生態驅動”型科技金融服務體系的組織者和引領者。誰能更好理解和推動這一角色轉變，誰就有更大概率在創新競爭中占據先機。
川觀智庫：具體來說，政府引導基金的角色怎么轉變？
姜松：過去，政府引導基金主要承擔招商引資的功能，追求短期落地效益。現在，政府引導基金正升級為構建長期創新生態的戰略樞紐與耐心資本引擎。其角色轉變主要體現在三個維度：一是目標升級，從引進成熟項目轉向培育原始創新。基金將更大膽地投資于種子期和初創期企業，致力于孵化本土科技企業，培育產業集群的生態基礎而非單純引進成熟實體。二是角色進化，從被動投資者轉變為主動構建者。政府引導基金不再只是提供資金的有限合伙人，而是產業布局的推動者、創新資源的整合者以及企業全生命周期的賦能者。這要求政府引導基金突破地域局限，主動對接國家級基金，并通過提供頂尖人才激勵方案、實質性投資決策自主權、全周期服務體系等，吸引優秀基金管理團隊與科創人才，實現外部高端要素與本土戰略需求的創造性融合，加速提升區域創新生態位。三是機制革新，從行政化考核轉向市場化容錯機制。通過改革考核體系、設立超長存續期、建立針對早期硬科技投資的實質容錯框架，真正將政府引導基金轉變為能夠承受高風險、長期伴隨企業成長的耐心資本。
川觀智庫：我們觀察到，國家創業投資引導基金于近期在北京正式亮相，北京、上海、深圳、安徽等地也在積極新設政府引導基金。怎么看待這些舉措和其中的新變化？
姜松：正如前文所述，這些舉措均反映出政府引導基金正在快速轉變為整合資源、推動全局戰略的“核心樞紐”。具體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政府引導基金是資金與政策的“超級樞紐”。新設立的國家及區域政府產業引導基金在頂層設計上將發揮跨區域、跨層級、跨所有制的作用，通常采用基金公司—區域基金—子基金的三層架構模式，該組織架構能夠有效引導資金流向亟需的領域和地區。第二、政府引導基金是培育創新生態的“關鍵基石”。不少政府引導基金明確將投資重點置于種子期、初創期和早中期企業，通過著眼長周期支持企業成長，確保資金直達創新末端，直接填補了市場資本在硬科技早期階段“不愿投、投不足”的缺口，通過重塑企業生命周期，發揮著創新生態穩定器的作用，成為培育原始創新和顛覆性技術的關鍵基石。第三、政府引導基金是超越財務回報的“長期伙伴”。政府引導基金的目標不局限于財務回報，而是更強調為被投企業提供戰略規劃、產業合作等增值服務，幫助企業拓展成長空間，護航科技型企業成長為“小巨人”和“獨角獸”。對各地而言，成功的關鍵在于能否保持戰略定力，通過政府引導基金高效聚合創新要素，最終在關鍵領域塑造不可替代的產業生態與競爭力。
川觀智庫：與沿海省市相比，四川在資本市場成熟度、金融資源密度、創投機構數量等方面存在一定差距。這是否使得政府引導基金更具獨特作用？
姜松：是的。四川與沿海地區在傳統金融要素稟賦方面存在一定差距，這反而賦予政府引導基金更為獨特且不可替代的價值。在市場化資本高度密集、功能完善的沿海地區產業生態中，政府引導基金通常扮演“錦上添花”的助推角色；而在市場投融資規模相對有限的地方，政府引導基金可以承擔“雪中送炭”的重任。之所以如此，在于其所具備的三重“戰略功能”：第一、政府引導基金是信用錨點與風險定價的開拓者。在創投機構不多、市場對本土科技項目存在認知盲區與風險規避傾向的背景下，政府引導基金的率先注資，實質上是以政府信用為技術價值、創新團隊潛力以及科技企業發展前景背書，為社會資本提供關鍵決策參照與風險共擔機制，是營商環境優化的直接體現，利于激活區域整體的風險定價能力。第二、政府引導基金是資源聚光燈與戰略表達者。面對金融要素稟賦的客觀約束，四川政府引導基金較難效仿沿海地區實行廣譜覆蓋、多點開花的投資策略，但可以通過將有限的財政資金、政策要素投入具有戰略價值和本土優勢的核心賽道，標注優質資源、表達戰略布局，引導全國乃至全球范圍金融資源進入。第三、政府引導基金是創新網絡的主動編織者。相較于資金投入，其更重要的作用在于主動彌補市場缺失的網絡節點，系統性地鏈接各類創投機構、高校院所和產業鏈龍頭企業，將風險資金、科研成果、企業需求和應用場景編織在一起，從而培育出具備自我滋養與協同進化能力的創新系統。從某種程度上說，政府引導基金需要超越“市場跟隨者”定位，承擔起“市場創造者”的使命。
川觀智庫：推動政府引導基金完成轉變，關鍵的制度保障是什么？
姜松：要將政府引導基金打造為“生態驅動”引擎，關鍵在于構建以市場化、專業化、長周期、容錯性為核心特征的新型政府引導基金治理與評價體系，建立“戰略價值考核+實質容錯免責+市場化專業治理”三位一體制度保障。其支柱在于：一是建立以戰略價值和生態貢獻為核心的績效考核導向。應弱化短期財務回報在考核指標中的權重，系統性地評估基金在培育本地創新主體、撬動社會資本、填補產業鏈關鍵環節缺口、促進核心技術突破等方面的長期貢獻，從而引導管理團隊切實履行“耐心資本”責任。二是設計并實施具備法律與行政效力的實質性容錯免責機制。通過明晰的正面清單與免責條款，為國家戰略導向型投資決策提供可預期的制度保障，從根本上消除管理者的履職顧慮。此為破除回避早期硬科技投資困境的關鍵舉措。三是推行“市場化+專業化”治理架構以保障基金獨立運作。具體措施包括設立規范化的投資決策委員會，賦予其基于專業判斷的獨立決策權限；努力培養和引入兼具產業洞察力與投資經驗的先進管理團隊；實施與長期戰略績效深度綁定的激勵方案。用科學考核引導資金投向，用容錯機制提供探索底氣，用市場化治理提升執行效能，三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通過完善制度保障，逐步推動政府引導基金真正轉型為能夠承擔風險、布局前沿、賦能創新的“生態驅動”型科技金融服務體系節點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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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金融風險智能預警及現代治理實驗室的更多思考
?關于金融賦能作用不斷增強
整理自《金融強則經濟強：理論邏輯和歷史演進》
作者：金融風險智能預警及現代治理實驗室總負責人、重慶理工大學副校長邱冬陽
通過對金融脫媒論失效、金融抑制論反思和金融深化論普及等理論的梳理，文章揭示了以“科技金融”為代表的新型金融，如何從傳統中介角色轉變為支撐科技創新、產業升級與宏觀調控的核心工具，而這類新型金融正是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力量。其中，金融深化論反映的是，金融體系通過規模擴張和結構持續優化，促使其自身在經濟發展中的賦能作用不斷增強。文章特別指出，可以通過創新性構建金融科技平臺，打破傳統金融的地域限制和信息壁壘，讓資金更順暢地流向具有發展潛力的企業和行業。同時，應充分運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等新技術，讓這類技術在風險監測和預警中發揮關鍵作用——金融機構通過實時分析宏觀經濟、市場行情和企業數據，能夠及時識別潛在風險并發出預警。
?關于風險投資的區域分布差距
整理自《技術創新、風險投資與經濟高質量發展——基于中國254個地級市的面板數據實證》
作者：金融風險智能預警及現代治理實驗室——金融監管行為及現代治理方向負責人姜松
文章對我國2003年——2020年254個地級市包括經濟高質量發展、教育水平、外商直接投資等的面板數據建立計量模型，并進行實證檢驗。研究表明，風險投資和技術創新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聯合效應存在空間異質性特征。具體而言，在東部和中部地區，風險投資和技術創新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聯合效應顯著為正；在西部地區，風險投資和技術創新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聯合效應，則未呈現顯著正向影響。文章指出，這主要源于過去西部地區市場化風險投資不足，且政府主導型投資目標存在求穩、過度追求短期回報的傾向。文章建議，新時期應充分發揮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協同作用，通過政府扶持，持續激活市場主體活力，引導風險投資向中西部地區集聚，縮小區域分布差距，化解空間結構性矛盾。
?關于政府投資激發國企創新動能
整理自《新質生產力對企業價值的影響及其路徑研究》
作者：金融風險智能預警及現代治理實驗室——金融風險衡量及智能預警方向負責人唐德祥
文章所述研究成果顯示，新質生產力在促進非國有企業價值提升方面的作用強于國有企業。這是因為非國有企業在科技創新的研發和應用方面動力更足，能夠更快速地將新技術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相比之下，國有企業往往需承擔更多社會責任，并保證運營穩定性，這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其創新動能的釋放。文章建議，政府應針對國有企業提供專項金融支持和研發補貼，鼓勵其圍繞戰略性新興產業、未來產業等重大項目開展定向研發投入，并優化成果轉化機制，強化國有企業在維持經濟穩定中的責任擔當。此外，對于大型國有企業，要鼓勵其優化組織結構、提升自主創新能力，積極開展科技創新活動，引入外部資源和技術，加速自身價值的轉化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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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金融的核心從來不是“技術”而是“生態”，既要讓技術真正服務實體經濟，又要守住風險底線。
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完善科技金融服務體系迫在眉睫。
從要素驅動轉向生態驅動
好文章
內核在于政府引導基金如何跨區域協同，如何建機制，如何管運分離
以政府引導基金角色為抓手 構建“生態驅動”型科技金融服務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