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德旭 張雪蘭
202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立足“十五五”規劃開局之年的歷史方位，將“創新科技金融服務”作為一項重要部署正式提出，與“制定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方案”“建設北京（京津冀）、上海（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深化拓展‘人工智能+’”等重大任務并列，構成新時代科技—產業—金融良性循環的系統框架。其核心要義在于：以制度供給創新為牽引，以金融功能再造為路徑，以服務新質生產力生成為根本指向，構建與顛覆性技術演進規律、高成長科創企業生命周期、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組織方式深度適配的現代科技金融體系。
創新科技金融服務的重要意義
目前我國科技金融已形成多層次的政策框架與初步服務體系：央行持續優化科技創新再貸款等結構性工具；北京證券交易所主要服務創新型中小企業，其中“專精特新”企業占比突出，科創板堅守“硬科技”定位；地方政府普遍設立科技成果轉化基金；銀行機構試點“技術流”評價體系。但要看到，實踐中傳統金融邏輯與科技創新規律之間仍存在不相適應的問題。
期限錯配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科技型企業成果轉化階段的融資瓶頸。科技成果從實驗室走向產業化，是一個經歷基礎研究、應用開發、中試驗證、規?；a等的長周期過程，而商業銀行對企業貸款的期限以短期為主、中長期為輔，風險投資多聚焦Pre-IPO輪次，早期天使投資的規模有限且地域集中。調研顯示，初創期科技型企業普遍面臨融資難與“首貸難”。而從實驗室走向市場的“中試”階段，風險投資往往止步，銀行信貸又未覆蓋，導致大量具有產業化潛力的技術成果滯留于“紙面專利”，難以跨越從0到1的重要關口。
估值機制不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科技型企業信用評估的準確性。傳統信貸依賴抵押物與歷史現金流，而科創企業核心資產是知識產權、技術團隊、數據資產等輕資產?，F在的知識產權質押登記流程雖已顯著優化，但實踐中仍存在“材料復雜、往返跑”的體驗痛點；評估標準不一，不同機構估值差異大、費用偏高，增加了融資門檻與成本；交易活躍度不足、跨區域流轉不暢與變現難仍是制約因素。雖然全國知識產權質押融資額規模與覆蓋面保持增長態勢，但結構性瓶頸并未根本破除。尤其AI大模型、量子計算、合成生物學等前沿領域，其技術價值尚無成熟市場定價錨點，金融機構面臨“看不懂、不敢貸、不會評”的系統性能力短板。
風險容忍機制尚不健全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耐心資本的培育和發展。科技創新是高失敗率的探索活動，但現行監管考核、國有資本投資績效評價、銀行盡職免責等制度，仍隱含“零容忍”傾向。盡管2025年多項政策已加速構建容錯機制——如財政部推動保險資金全面建立三年以上長周期考核機制、金融監管總局通過持倉時間差異化設置風險因子以培育耐心資本——但在實操中仍存在考核周期過短、責任認定剛性等問題，與半導體、生物醫藥等產業10年以上回報周期不相匹配，制度性容錯空間有待從“原則倡導”全面落地為“操作細則”。
當前，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呈現多點突現、交叉融合、加速迭代等特征。低空經濟、商業航天、生物醫藥、智能網聯汽車等新賽道競相涌現，單一技術突破已讓位于系統性創新生態構建。此時，若科技金融服務仍囿于碎片化的工具修補，而非推動金融功能、組織形態、治理規則的整體性進化，則不僅難以有效支撐新質生產力躍升，反而可能因資源配置扭曲，加劇區域間、產業間創新馬太效應。202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創新科技金融服務”作為一項重要戰略部署正式提出，正是有利于解決上述問題，推動金融供給側改革的重要舉措。
創新科技金融服務的有利條件
“創新科技金融服務”需要建立在堅實的戰略共識、技術條件與實踐土壤之上，近年來，從中央到地方、從監管到市場，已經形成了系統性突破的有利條件。
一是頂層設計與戰略部署逐步細化，重點任務進一步明確?！拔迤笪恼隆弊鳛樾聲r代金融工作的行動綱領，已由宏觀倡導進入縱深實施階段。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明確將“科技金融”置于“五篇大文章”首位。2025年《加快構建科技金融體制 有力支撐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若干政策舉措》發布，推動構建與科技型企業全生命周期融資需求相適應的多元化、接力式金融服務體系。更為關鍵的是，202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創新科技金融服務”作為“堅持創新驅動，加緊培育壯大新動能”的重要內容，體現出其本質是國家創新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
二是金融科技應用持續深化，服務能力不斷提升。金融與技術的“雙輪驅動”正在加速重塑服務模式。AI大模型、區塊鏈、隱私計算等技術，正從“輔助工具”升級為“底層架構”。具體表現為：首先，風控模型智能化，一些銀行基于“技術流”評價體系，引入創新積分、研發投入等非財務指標，將企業技術水平、市場前景、產業鏈數據等納入信用評價體系；其次，服務場景嵌入化，一些地方支持以融資租賃直連科研設備與實驗室建設場景，疊加知識產權質押融資與跨境供應鏈金融等工具，形成“貸+保+租”的組合式、場景化服務供給；最后，基礎設施平臺化，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三大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正通過“征信鏈”、地方信用與金融數據平臺、跨區域數據流通基礎設施等，推進科技金融信息的跨機構、跨區域共享與協同，在重點區域率先打破“數據孤島”。
三是地方因地制宜探索創新實踐，形成多樣化的經驗做法。近年來，各地緊扣自身稟賦，在“五篇大文章”框架下開展特色實踐，比如廣東提出“加快建設金融強省”，將科技金融與綠色金融、數字金融協同推進，重點支持新能源、低空經濟等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北京大力支持北交所深化改革，探索提升企業上市融資與債券融資銜接效率的綜合服務機制，強化資本市場對專精特新“小巨人”的賦能；廣西將“培育壯大耐心資本”做為“十五五”時期深化財稅金融改革的關鍵抓手。這些實踐雖路徑各異，但共同指向一個核心：科技金融創新必須扎根于區域創新生態，拒絕“一刀切”模板。
如何創新科技金融服務
面向“十五五”，創新科技金融服務亟須超越技術改良層面，構建以“耐心資本”為基石、“制度包容”為保障、“生態協同”為路徑的系統框架。
夯實耐心資本發展基礎。耐心資本是與科技創新長周期、高風險、高回報特性相匹配的資本形態，夯實耐心資本的發展基礎極為重要。一是期限結構再造。探索設立服務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國家級政府引導基金體系，支持有條件的地方和行業加快構建“直投+子基金+S基金”多元協同機制；研究延長科創類子基金存續期限、完善早期項目容錯與退出安排；鼓勵保險資金、社?；鸬乳L期資金通過股權直投、FOF、S基金等方式加大科技領域配置力度。二是風險分擔重構。推廣“政銀擔基”四位一體風險共擔機制，強化省級再擔保機構分險托底功能，并建立與代償率掛鉤的動態資本補充機制；推動政府性融資擔保機構健全盡職免責細則，將代償率容忍度與資本充足水平、項目分類管理相匹配；試點“科技保險+信貸”聯動。三是退出渠道拓維。除首次公開發行（IPO）外，大力拓展并購重組、S基金轉讓、知識產權證券化等多元退出路徑。
完善“制度包容”保障體系。一是進一步完善促進科技金融發展的體制機制。健全央地協同的統籌機制，強化現有“科技金融統籌推進機制”框架運行效能，統籌頂層設計、標準制定與跨區域重大事項協調，避免政策“碎片化”。完善激勵相容的政策工具箱，階段性提升科技創新再貸款年度新增額度，將支持范圍從“高新技術企業”擴展至“科技型中小企業”；同步提高5年以上科技信用貸款財政貼息比例，并增設“首貸激勵”專項補貼；將科技貸款增速、首貸戶占比納入宏觀審慎評估（MPA）考核；設立新質生產力導向的超長期特別國債品類，定向支持國家實驗室、大科學裝置等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堅持“穿透式監管”原則，推動監管科技與風控模型深度融合；加快建成國家級科技金融風險監測預警平臺；強化投資者適當性管理，確保風險提示非形式化、可理解、可追溯。二是穩步推進監管沙盒試點擴圍。在嚴守持牌監管底線和實質重于形式原則前提下，適度深化對人工智能、隱私計算等前沿技術在金融持牌業務場景中應用效能的驗證；支持持牌機構圍繞真實貿易背景、確權清晰的知識產權質押、財政科研資金閉環管理等合規路徑，探索審慎可行的服務模式升級；同步完善沙盒退出評估機制與跨部門協同監管規則，強化“技術適配性、模型可解釋性、數據安全性、消費者權益保障”四維評估標準。三是優化考核評價機制。探索建立科技貸款不良率差異化容忍機制，研究制定區域科技信貸風險評估模型，綜合考量轄區科技型企業占比、中試項目覆蓋率、知識產權質押融資規模等結構性指標，動態核定科技貸款不良率容忍區間；同步強化銀行“技術流”風控能力建設、知識產權價值評估體系完善與盡職免責實施細則落地。對國有創投基金，建立符合科技創新規律和產業發展周期的分類分層考核體系，弱化以短期財務指標為主的剛性考核，顯著提升對“技術成果轉化率”“帶動社會資本跟投規模及撬動倍數”“被投企業后續融資完成率（尤其B輪及以后）”“培育專精特新/單項冠軍企業數量”“服務國家戰略產業補鏈強鏈項目數”等核心長期效能指標的考核比重；同步健全盡職免責與容錯機制，切實激發“敢投、愿投、能投”的內生動力。四是強化法治供給與制度試驗協同。在明確技術產權質押登記效力、數據資產確權交易規則、跨境科技投融資便利化條款基礎上，授權地方政府與金融監管部門聯合設立區域性科技金融創新試點，允許符合條件的科技金融專營機構在真實市場環境中測試新型業務模式，并設置動態評估與退出機制。
深化生態協同機制建設。一是與教育鏈協同。支持高校面向人工智能、集成電路等前沿領域設立“科技金融微專業”；依托國家實驗室、粵港澳大灣區國家技術創新中心等平臺，遴選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具有成果轉化經驗的院士與持牌金融機構首席經濟學家、科創投行負責人，共建“科技金融聯合導師團”，實行模塊化授課與項目制指導；配套建立基于科研成果質量、技術成熟度、團隊持續產出能力等多維指標的信用評估模型，提升對原始創新主體的金融可及性。二是與產業鏈協同。依托動態更新的重點產業鏈“圖譜”，構建“鏈主企業牽頭—配套中小科技企業參與—金融機構精準賦能”的閉環協同機制。推動銀行機構基于真實貿易背景與訂單履約數據，探索“訂單融資+設備融資租賃+研發貸”組合服務模式，實現資金流、信息流、技術流閉環耦合。三是與人才鏈協同。在推廣“人才貸”等專屬信貸產品基礎上，將高層次人才認定證書、職稱聘任文件、科研項目立項書等多維權威憑證納入信用評估體系，推動建立跨部門互認的人才信用檔案；創新“股權激勵貸款”模式，引入第三方估值機構對未上市科技企業期權/限制性股票進行公允價值建模，并嵌入動態質押率調整機制，配套開發覆蓋行權周期的多階段風控模型，防范估值波動與流動性錯配風險。四是與數據鏈協同。建設具備多源異構數據融合能力的科技金融數據中樞——不僅納入研發費用加計扣除、高企認定、專利授權、招投標等結構化政務數據，更接入科技企業用電量、社保繳納人數、發票流、供應鏈票據等非結構化經營數據，通過聯邦學習與隱私計算技術實現“數據可用不可見”；制定統一數據接口規范與脫敏分級標準，向持牌金融機構開放經治理的標簽化數據服務（如“研發投入強度”“技術成熟度指數”“科創成長性評分”），支撐其訓練差異化風控模型，實質性破解銀企間信息不對稱問題。
（作者：何德旭、張雪蘭，分別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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