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艷
向以鮮的散文集《兩朝詩影》，帶我們進入了公元7—13世紀的時刻。那個在中國文學史上耀眼的時代，前人已將詩心調度得或柔媚生姿，或鏗鏘悲愴，或深入骨髓。向以鮮用一根彩繩串起，以詩人、詩事、詩典為經緯，把千古佳作在中國文脈中留下的剪影、側影、倒影、掠影甚或幻影，編織出彩云朵朵。
閱讀《兩朝詩影》，要有藝術、哲學、美學、歷史等方面的專業知識儲備，還要具備辨析能力。讀《兩朝詩影》里引述的詩句，那悠遠的兩朝氣息，各路英雄們或輝煌或落寞的一生，從記憶中復活。
在《我家江水初發源》《春夢或西方》中，特意將蘇東坡織入篇章肌理，是作者字斟句酌的有心之舉。《春夢或西方》跳出單純的史料鋪陳，在歷史敘事與人文思考間尋得平衡，直抵生命哲學的深處。《我家江水初發源》僅幾千字，將東坡關鍵的幾年和最美的詞道盡，把東坡的精神氣質寫得透徹。
草堂雨夜，杜甫靜聽潤物雨聲，暢想曉來錦官城繁花帶露，揮就《春夜喜雨》。在《喜雨札譚》中，作者逐字釋析，甚至連“花重錦官城”之“重”的多音讀法都做了細究。即使這樣仍不盡意，引出清人仇兆鰲《杜詩詳注》的見解：“雨驟風狂，亦足損物……曰‘潛’、曰‘細’，寫得脈脈綿綿，于造化發生之機，最為密切。”為這份共鳴添一筆佐證。
從40年前跟從導師系統學習唐宋文學，到古代典籍的校點與整理，再到教化育人的大學教授，在古典文學中沉浮醞釀幾十載，向以鮮感慨：“有歷史厚重感的文字能禁得住推敲。”
在后記中，他寫道，《兩朝詩影》以一事一物為切口，不止珠聯詩文麗影、璧合詩詞群英，重要的是，它以個個散點，透視唐宋文明的盛世榮景，更勾勒出存身其中的兩朝生民的生態與心念。
引述歷史材料做文章，作者的文字敘述不是被歷史牽著鼻子走，而是以輕盈的筆觸洗去歷史沉重與凝滯的一面，以不被理性桎梏且有著如夢幻般想象力的文字，與縱貫逾千年的代表性與特征性的文化銜接呼應，聯絡得恰到好處。
這樣的書寫方式拆解了時間與空間理應千萬的距離，帶有切膚溫情。語句片段，脈絡清晰，過渡自然，掌故鮮活，周折曲轉，在無限的可能性里，加入見解或猜測，把我們帶入無以言說的詩境，又把我們帶出唐宋兩朝時空。
李敬澤談到作家評論他的《青鳥故事集》有意義時說：“這肯定不是學術作品，我從未想過遵守任何學術規范。恰恰相反，它最終是一部幻想性作品。”這句話也是為《兩朝詩影》量身定做的注腳。李敬澤的意思其實是說，一個單純的學者，可寫不出這么好的東西來。
“古籍整理是一種十分傳統的坐冷板凳工作，如何平衡枯燥與詩意的天秤？又如何在發霉變黃的典籍中發現現代性詩意？其實，任何事物中都飽含詩意和現代性。孟子說得好，萬物皆備于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詩意和現代性并不像人們通常所理解的那樣，只存在于春花秋月、愛恨離愁、玄學思辨或后工業文明景觀中。不，不是這樣的，詩意和現代性的存在邊際遠遠超出我們的心力所能企及之地。我的很多作品，都是在翻閱古代典籍時寫出來的。”可以想象，作者翻動泛黃書頁，對典籍中那些藏在字縫間的細小動因，懷抱著近乎本能的敏感。
讀到《胡姬魅影》一章，我驟然一驚，原來這篇文字早在兩年前讀過，而且在我寫的《編輯手記：文字對著真與善》，還摘取了最后一段：“橫貫中西方文明的絲綢之路，不僅給中國的大唐帶來自由、開放和繁榮，也帶來了氣象萬千的異質文化。穿行其間的胡姬，如同穿花的蛺蝶或翠鳥，作為一種肉體之美的存在，為唐代詩歌舒展、幻化、催生出璀璨的、令人意醉神迷的萬千魅影。”
讓我們回到李白的《少年行》吧，那樣的韶光時代，那樣的得意揚揚，那樣的旁若無人，那樣的純粹和放縱：“五陵年少金市東，銀鞍白馬度春風。落花踏盡游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
真的找不出比這句子更美的了。一部好小說，往往在結束的時候，又昭示著新的開始。詩影昭昭的散文集《兩朝詩影》亦是這般，那樣的韶光時代，那樣的純粹和本真，閃著真金白銀般的光。
（《兩朝詩影》，向以鮮著，百花文藝出版社，202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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