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嶺雪·文藝視評（156）
黃懷鳳
或是源于官方海報“一眾布衣甲，一場守家戰”的注解，或是影片表面鋪展的小家庭、小村鎮敘事樣態，從預告釋出到上映初期，主流解讀多將《得閑謹制》定義為一部小人物的抗戰史，至多將其視作一部平民史詩。事實上，影片中的每一個核心人物都承載著隱喻內涵，這讓本片超越了小人物敘事的表層框架，成為一部暗藏民族抗爭密碼的隱喻影片。
覺醒者
主角莫得閑的人物設定，自始至終暗含著超越普通百姓的隱喻。南京淪陷之際，他親歷家破人亡，唯有太爺與他相依為命，這份創傷記憶為他的警覺埋下伏筆。
即便退守相對安穩的戈止鎮，他也從未喪失危機意識：深挖地窖以備避險，親手發電、組裝收音機接收外界訊息——《論持久戰》，甚至將家用的刀斧做得極致鋒利。當3名迷路的日本兵闖入戈止鎮，莫得閑成為第一個主動覺醒的抗爭者，決心成為守護家園的赴死者。
不少觀眾將其解讀為底層百姓的本能反抗，但忽略了其金陵機械廠鉗工的核心身份——鉗工的職業屬性，精準指向工人階級的群體定位。影片刻意將打水雷、引領眾人避險、率先覺醒抗爭等關鍵任務，賦予一名工人而非他人，其隱喻指向明確：中國革命與民族抗爭的先鋒隊，正是工人階級。
作為這一群體的具象化代表，莫得閑不僅是技術支撐的核心——正是他修復了作戰武器蘇羅通炮，更是精神引領的中堅：他是眾人落腳戈止鎮的領路人，是先進生產技術的持有者，更是革命進步思想的傳播者。其覺醒者的身份，本質上是工人階級在民族危亡之際的使命擔當。
聯盟者
戈止鎮的抗爭歷程，是全民族抗戰的微觀演繹。不同階段的抗爭主體構成，對應著不同層面的聯盟隱喻。
3名日本兵初入小鎮時，炮兵部隊雖率先開火，卻因慌亂無措未能擊中目標。兩名村民扛著從莫得閑家借來的、平日用于燒火打獵的土槍，擊斃一名日本兵，贏得抗爭的首次勝利。
這并非偶然的情節設計，而是暗含工農聯盟的隱喻內核——工人階級的技術儲備（武器維護）與農民階級的本土優勢（熟悉環境、果敢出擊）相結合，才實現了抗爭初期的突破性勝利。
逃跑的日本兵通風報信后，裝備精良、戰術成熟的日軍主力隨即襲來。坦克開路、彈藥充足，這場戰斗遠比應對3名散兵慘烈得多。炮兵部隊在激戰中近乎全軍覆沒，而此時的戈止鎮，男女老少齊上陣，工人、農民、士兵擰成一股繩，形成一支全員參與的抗爭聯盟。
這一聯盟形態，正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最小規模縮影，這是以民族存續為共同目標的集體抗爭。最終，這支微型“統一戰線”成功擊退日軍，暗合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抗戰勝利核心保障的歷史邏輯。
未死者
在影片的人物命運設定中，死亡與存活同樣承載隱喻功能：貨郎、炮兵、木匠等角色的犧牲，印證了抗爭的慘烈；而老太爺、孩童莫等閑、炮兵康靈寶以及逃亡的日本兵等未死者，分別對應著不同的歷史與現實指向，構成民族存續與危機延續的雙重敘事。
年邁的老太爺，是古老中國的具象隱喻：恪守傳統禮教，即便身處戰亂，仍堅持立祖宗牌位、按時上香。這份對傳統的堅守，正是中華民族綿延不絕的精神根基。他雖年邁糊涂，卻總能在危難中幸存，暗喻著中華文明在無數次戰亂劫難中始終未曾中斷的韌性。
孩童莫等閑在戰亂中誕生，又因炮火沖擊落下間歇性耳聾的創傷，卻始終保持著孩童的天真與樂觀，展現出蓬勃的生命力——這正是新生民族力量在苦難中孕育成長的寫照。
炮兵康靈寶的存活與成長，是抗爭精神傳承的隱喻。影片末尾通過細節暗示他攜蘇羅通炮參與后續的抗美援朝等戰役，意味著民族抗爭的精神并未因抗戰結束而消散，而是延續到新的歷史階段。
那名逃亡的日本兵更具警示意義：他滿嘴“天地玄黃，宇宙洪荒”，看似尊崇中華文化，實則包藏禍心，甚至下令“若莫得閑彎腰便開槍”。這種偽善嘴臉戳破了侵略者的文化偽裝，警示著每一位觀者：敵人的偽善從未消失，危機的隱患始終存在。
居安者
偽善者從未消失。這部反映抗日戰爭切片故事的影片，沒有涉及抗日戰爭的開始，也沒有涉及抗日戰爭的結束。如果沒有歷史的積淀或全能視角，我們并不能預料這場無休止的“逃亡”會在何時結束，這就使影片的時間有了無限延續的可能。
同時，導演有意在觀眾沉浸在“真實的幻覺”時插入黑白默片，主動推倒“第四堵墻”，使影片的啟示意圖直白起來：不僅讓觀眾意識到自己是觀眾且正在觀看一部抗日戰爭的電影，還讓觀眾意識到自己作為當代觀眾，是居安者，但需思危，因為侵略者并未全部被殺死，逃走的那一個還是滿嘴中華禮儀文化的偽善者。
小與大的藝術
自新歷史主義流行以來，觀眾更傾向于接受小故事、小人物的藝術表現。但從《南京照相館》開始，已經有人意識到：我們難以接受影視藝術中侵略的殘酷，但我們曾經遭受的侵略遠比影視呈現的殘暴百倍。
《得閑謹制》是一個不錯的嘗試，它用小人物、故事截片呈現了民族危亡與斗爭的歷史，甚至加入一些黑色幽默，使影片觀影感受不至于很沉重，甚至適宜低齡兒童觀看。這使影片的受眾面更廣，也就意味著有更廣泛的人群，特別是青年一代能認識到抗日戰爭。但又因為有深刻的隱喻，觀眾又能從相對輕松的觀影體驗中，感受到其背后想要表達的悠遠意味。
在文學藝術史上，不同創作者對歷史題材的人物設定，始終蘊含著深層思考：茅盾的西遷敘事以民族資本家為主角，聚焦民族工業的抗爭；蕭紅的西遷書寫以知識分子為核心，探討個體在亂世中的精神困境。同理，《得閑謹制》將核心力量賦予工人階級，以小鎮抗爭映射民族統一戰線，絕非偶然的情節安排，而是主創對歷史的把握與藝術轉化。
這種小中見大的隱喻敘事，其當代價值在于：既規避了宏大敘事的空泛，又擺脫了微觀敘事的局限，讓歷史教育以更溫和、更具感染力的方式落地。
在當下的時代語境中，年輕一代對歷史的認知往往源于文藝作品，《得閑謹制》的創作探索，為抗戰題材影視創作提供了啟示——優秀的歷史題材作品，不必刻意標榜宏大或微小，而是在個體命運與民族命運之間找到平衡點，讓觀者在共情個體苦難的同時，感知歷史的厚重，銘記民族的精神。
這正是這部作品超越小人物敘事的核心價值所在。
（作者單位：西南科技大學文學與藝術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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