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報道，負責斡旋的阿曼外交大臣表示26日談判取得了重大進展，但專家認為，形勢緊迫感仍然存在
當地時間2月26日，美伊新一輪日內瓦談判結束。阿曼外交大臣巴德爾·布賽義迪在社交平臺稱談判取得“重大進展”，并透露雙方將于下周在維也納展開技術層面磋商。
對外界而言，這無疑是一個“往前走”的信號，但同樣不能忽視的是，進展不等于突破，更不等于風險解除。從公開報道看，圍繞鈾濃縮、制裁減免以及導彈與地區行為等核心問題，雙方仍存在明顯分歧，軍事壓力亦未退場，談判進入的是一個新的、更加技術化但仍高度脆弱的階段，而非接近終局的“安全區”。
△CNN報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爾·布賽義迪在社交平臺稱，美伊談判取得“重大進展”
三輪會談后進入“技術階段” 意味著什么
本輪日內瓦會談前，美伊已在阿曼和瑞士進行了兩輪主要接觸。
首輪阿曼談判的核心任務，是恢復高層溝通并設定大致議題框架，避免在完全缺乏溝通的背景下滑向失控升級。各方強調的均是雙方愿意繼續談而不是談成了什么具體內容。
隨后的第二輪日內瓦談判，伊朗代表團帶去了核、法律和經濟方面的專家，美伊代表分別與阿曼外交大臣和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干事會面，伊朗媒體在那一階段就已稱談判“進入技術階段”，說明議題已開始從原則性對話向核與制裁等具體問題收攏。
目前結束的第三輪談判同樣在日內瓦進行，阿曼外交大臣宣布會談取得“重大進展”，并宣布下周將在維也納就技術問題繼續討論。考慮到維也納是國際原子能機構總部所在地，這一安排很大程度上強化了技術談判和核查議題的中心地位。
△半島網站報道，伊朗外長在談判結束后發表聲明，表示雙方在一些問題上已經非常接近達成共識，但意見分歧也仍然存在
從以往伊核談判經驗看，進入“技術階段”一般意味著幾個層面的變化。
其一，政治層面的若干關鍵選擇已初步定向，談判不再糾纏于“要不要談、談還是打”，而是轉向“在什么范圍內談、具體怎么執行”。
其二，進入“技術階段”通常意味著雙方已經接受一套大致框架。輿論猜測，此次涉及美伊談判的可能是：伊朗被允許在一定條件下保留有限核活動，美國及其伙伴可以在分階段履約的前提下調整部分制裁等。
其三，技術談判在操作層面具有一定“去政治化”的特點，技術團隊會將政治折中轉化為具體數字、庫存規模、檢查頻率、訪問權限和制裁清單等。不過，在核、軍控這類議題上，“技術階段”仍然高度依賴后續政治決斷，一旦外部局勢或國內政治風向發生變化，技術成果可能被重新打開甚至作廢。
放在當前美伊談判上，既然已經宣布了下一步有關維也納技術會談的安排，說明雙方已經認可“用一份協議來管理核風險”仍是可以接受的選項，并愿意展開細致討論；同時也意味著，談判已從純政治試探進入了“參數攻堅”，每一項技術設置都直接關系到雙方評估的安全底線和經濟回報，后續任何調整都可能引發政治層面的重新審視。
△美國媒體Axios報道，美伊談判在一些問題上取得共識，但仍存在分歧
進入“技術階段”后
談判更容易成功嗎？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談判進入“技術階段”，確實會提高出現階段性成果的可能，但并不自動導向終局協議，更不保證協議能長期站住腳。
伊核談判最典型的先例，是2013年11月在日內瓦達成的《聯合行動計劃》（JPOA）。當時，各方拉鋸近20個月，至少兩次被迫延長期限，最終才在2015年達成協議。有國際問題研究學者表示，即便在技術附件已經初具規模后，政治分歧和國內阻力仍可能讓談判瀕臨破裂，具體到2013年的伊核談判，只是各方在制裁壓力與戰爭風險的雙重驅動下，選擇了繼續投入政治資本。
與之相對，朝核六方會談則提供了另一種結果。2005年和2007年，六方會談曾通過具體文件，就關閉寧邊核設施、恢復國際原子能機構核查、分階段提供能源及政治對價等技術步驟形成詳細安排，屬于典型的“技術層面協議已成型”的情形。然而，隨著信任惡化、導彈與核試驗持續、制裁與反制升級，這些安排要么未能完全落實，要么在短時間內被逆轉，談判機制最終停擺。從過往國際談判案例看，即便談判已進入文本和技術推敲階段，相當比例的談判仍可能因為國內政治變動、選舉、更廣泛安全環境惡化而告吹，失敗往往發生在“技術與政治交錯”的后期階段，而非一開始就注定。
△BBC報道，雖然阿曼外交大臣表示美伊第三輪會談取得重大進展，但是否能達成避免戰爭協議仍不明朗
綜合這些案例，學界普遍認為：重大國際問題進入“技術階段”后，成功概率相對初期有明顯提升，卻依舊高度依賴三個條件：
一是談判議題是否足夠聚焦；
二是國內政治是否愿意為妥協買單；
三是外部安全環境是否允許長期談判。
在當前美伊談判中，這三項都存在較大不確定性。
議題上，雙方雖然嘗試將本輪聚焦在“核與制裁”，但美國國內和部分盟友持續強調導彈與地區代理人問題不能被永久排除，伊朗則公開將這些視為不能納入談判桌的議題；這一分歧使得議題“純核化”并不牢固。
國內政治層面，美國政壇圍繞對伊政策存在明顯分歧，任何被解讀為“對伊讓步”的協議都可能面臨國會和輿論的激烈爭議，而伊朗方面也需在經濟壓力與安全敘事之間平衡，難以在核與導彈議題上做出被視為“單方退讓”的決定。
外部環境上，本輪談判是在高密度軍事部署和明確武力威脅背景下進行的，美方多次以“若不達成協議就會有嚴重后果”的措辭施壓，而伊朗方面則保持軍事警戒，這種“邊談邊對峙”的狀態既可能推動談判，也放大了突發事件打斷談判的風險。
可見，目前條件下，如果將此次談判與2013年伊核談判類比，很難簡單據此認為當前“技術階段”的成功概率會高于2013年，甚至更可能低于當年。特別是考慮到，當前雙方多個分歧都在公開報道中被描述為“關鍵紅線”，短期內并未出現實質軟化跡象，因此即使進入所謂“技術階段”，后續達成協議的難度依舊較高。
△美聯社報道，美國的關注不僅限于伊朗核計劃，還包括彈道導彈、地區代理人等問題，但伊朗堅持談判僅限于核問題
影響美伊談判“技術階段”的
三個關鍵障礙
有觀察分析認為，此次影響美伊談判在“技術階段”推進的關鍵因素，集中在幾個相互交織的障礙上。
首先，雙方對核能力終局的設想完全不同。美方希望將伊朗核計劃限制在遠低于武器化門檻的水平，實際效果接近長期“零濃縮”或“極低濃縮”，同時以嚴密核查和快速觸發機制防止秘密突破。伊朗則堅持在一定范圍內保留本土核燃料循環能力，對完全放棄濃縮的選項缺乏政治空間。在技術層面，這種差異會具體反映在鈾濃縮水平上限、可使用的離心機型號和數量、核材料庫存的處理方式及時間表上，每一項數字都會牽動雙方對安全與主權的評估。
△《華爾街日報》報道，新一輪美伊談判中，雙方在關鍵問題上仍存在巨大分歧，同時美國也在加大施壓力度
其次，雙方在制裁減免程度與節奏上立場完全不同。美國強調，解除制裁必須分階段、可逆，并與伊朗履行核義務的核查結果緊密掛鉤，以防出現“先給出經濟利益、后遭遇履約倒退”。伊朗則強調，需要在能源出口、金融系統等關鍵領域看到“實質性、可見”的制裁解除，以證明談判對本國經濟有實際意義。在技術磋商中，對此如何設計，將成為雙方的拉鋸焦點之一。制裁調整過快，美國國內政治阻力無疑會加大；調整過慢，伊朗方面又會認為談判缺乏經濟激勵。這一矛盾在以往伊核談判中就存在，如今在單邊制裁范圍更廣、金融工具使用更復雜的背景下，難度只會更高。
最后，雙方在“議題邊界”上也始終觀點對立。美國一直希望把核議題與導彈、地區活動掛鉤，而伊朗則拒絕把導彈問題納入談判，公開表示這些議題不在談判范圍內，任何涉及導彈能力的約束都觸及國家安全紅線。從程序上看，如果導彈與地區議題被硬性捆綁進當前技術談判，將顯著增加達成協議的難度，談判很容易從技術軌道滑回政治對抗，文本工作可能被外部事件與國內政治迅速打斷。
可以說，美伊談判雖已進入一個與此前破冰階段不同的新階段，但從歷史經驗和當前條件看，這一階段既是距離潛在協議最近的一段路，也是最容易因內外變量發生逆轉的一段路，進入“技術階段”后，難題才剛開始。談判能否從“技術攻堅”進入真正的文本定稿和政治批準階段，還需要密切觀察雙方在紅線管理、國內政治動向以及地區局勢上的一系列實際選擇。
（央視記者 武衛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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