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忠
在當代文學的版圖中，鄉土題材始終是一面映照社會變遷的棱鏡。徐克棟的長篇小說《農人》以土地為舞臺，以農人為主角，奏響了一曲充滿時代特色的變奏曲。本書不僅是對鄉土生活的描摹，更是對中國農村在時代浪潮中轉型與蛻變的思考，在鄉土書寫與時代回響的交織中，展現出一定的文學價值與現實意義。
新時代鄉土文學需要融合中國傳統與西方現代創作技法，拓展現實主義邊界提升文學表現力。從這一角度看，作者將現實主義的創作手法與浪漫主義的情感表達結合，使《農人》既具有真實感和厚重感，又不失詩意與溫情。
本書以立山縣柳家大灣、付家灣、石橋灣為敘事版圖，透過柳、付、謝三大家族跨越時代的興衰榮辱，構建起透視農村社會變遷的多維鏡像：以時間為縱軸，將分田到戶、免征農業稅、脫貧攻堅、鄉村振興等重大歷史節點串聯成線；以城鄉發展為雙軌并行，勾勒出農村與城市迥異的發展圖景；3個村的故事彼此交織，編織成一張層次分明、宏大有序的敘事網絡。
人物是小說作家在創作實踐中不可回避的關鍵要素。本書作者在環境渲染中，完成了對人物的刻畫。
以小說中的柳儒為例，白發白須的外貌特征、抑揚頓挫的禱詞唱誦，寥寥幾筆便勾勒出一位德高望重的鄉村耆老形象。在祭祀車神的場景中，柳儒作為儀式主持者，不僅彰顯了傳統鄉土社會中長者的權威地位與文化傳承使命，更以其莊重肅穆的言行，為整個祭祀活動注入儀式感。
再如，作者通過柳家四兄弟迥異的人生選擇，為時代發展寫下注腳：柳猛、柳勇勇立商海潮頭，在市場經濟的驚濤駭浪中奮勇爭先；柳剛堅守鄉土情懷，化身新農村建設的實干先鋒；柳強以知識為舟，實現階層跨越。與之形成強烈反差的，是柳順一家在貧病泥沼中艱難跋涉的無奈，以及謝光遠一家被生活重負壓得支離破碎的悲劇。
這些性格迥異的人物，或懷揣理想熾熱前行，或深陷困境奮力掙扎，他們的喜怒哀樂、愛恨情仇，共同勾勒出一幅鄉土社會眾生相。
小說將鄉土故事置于時代發展的背景下，展現出鄉村在現代化進程中經歷的變革。在小說中，機械化耕作逐漸取代人力畜力，電商的興起改變了農產品的銷售渠道，年輕人紛紛離開鄉村涌入城市，這些情節都反映了鄉村在時代浪潮中的蛻變。
這種變革在農人的內心世界引發震動。老一輩農人對土地的堅守與對傳統生活方式的眷戀，與年輕一代對城市生活的向往和對新事物的追求形成對比。
作者通過心理描寫，刻畫了人物在時代變遷中的矛盾與掙扎。他們既渴望跟上時代的步伐，改善生活條件，又難以割舍對土地和鄉村的深厚情感。這種內心的沖突與糾結，讓讀者看到時代變革對個體的影響，也使小說的主題具有深度和廣度。
變奏于土地上的，不僅是《農人》中農人的命運與鄉村的變遷，更是一個時代的脈搏與聲音。作者對鄉村生活觀察細致，如從田間地頭的勞作場景，到農家小院的家長里短；從四季更迭的自然景觀，到傳統民俗的傳承延續，每一處細節都含著對鄉土的熱愛與眷戀。
作者筆下的土地不再是單純的生產資料，而是與農人血脈相連的生命載體。正因如此，本書的意義不僅在于其文學表達，更在于它所承載的現實意義。
在鄉村振興戰略全面推進的今天，本書以文學的方式回應了時代課題。它讓讀者看到鄉村發展過程中取得的成就，也揭示了面臨的困境與挑戰。通過對鄉村土地、農業生產、農民生活的描寫，引發人們對農村未來發展道路的思考，喚起社會各界對鄉村問題的關注。
值得一提的是，對鄂東民俗文化的開掘，為作品注入獨具韻味的地域基因。小說開篇以工筆細描的手法，再現了20世紀90年代初鄂東立山柳家大灣在小滿時節祭祀車神的盛景。作者融入“車神即白龍”的民間傳說，通過“潑白水祝福水源涌旺”等祭祀習俗，進一步深挖民俗文化的內核。
此外，書中對喪葬儀式等民俗場景的刻畫，猶如一幅幅民俗工筆畫，以墨韻流轉之勢，將鄂東大地的人文風貌漸次暈染于紙上。
當然，小說也存在結構與技巧上的不足，如眾多人物與復雜議題導致部分情節節奏拖沓，次要支線因篇幅受限而略顯倉促。不過，將其放在當代農村題材作品中進行觀察，這部作品如同用文字搭建的鄉土社會模型，既記錄了轉型期農村的真實圖景，又展現出文學感染力，為同類題材創作提供了值得借鑒的視角。
（《農人》，徐克棟著，太白文藝出版社，2025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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