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京春 李博倫
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在社會基層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完善正確處理新形勢下人民內部矛盾機制。”最高人民檢察院提出“把新時代‘楓橋經驗’融入檢察履職辦案全過程”，要求“不斷提高履行法律監督職責、化解社會矛盾、維護人民權益的檢察能力和水平”。而“楓橋式檢察室”便是檢察機關踐行新時代“楓橋經驗”的重要載體。檢察機關應當在推進基層社會治理體系建設的大背景下，通過加強“楓橋式檢察室”建設，重構職能。
“楓橋式檢察室”建設的時代背景
第一，在重點鄉鎮設立檢察室是檢察機關立足基層，密切聯系人民群眾的重要舉措。檢察辦案就是化解矛盾，新時代新的安全挑戰與發展難題往往首先在基層浮現。作為法律監督的前沿陣地，檢察室在維護人民群眾合法權益、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楓橋式檢察室”拓寬了人民群眾訴求表達的渠道，便于其積極反饋問題線索，切實解決自身合理訴求，從源頭消除風險隱患。
第二，深化法律監督的現實需求。“四大檢察”（刑事檢察、民事檢察、行政檢察和公益訴訟檢察）的定位，標志著檢察職能作用由刑事單向性向多元化轉變。“楓橋式檢察室”順應了“四大檢察”全面協調充分發展的新要求，積極承辦轄區內案件，主動延伸檢察職能，參與基層社會綜合治理。
第三，參與社會治理的重要舉措。檢察機關及時發現、依法參與解決關乎鄉鎮、村社發展、穩定、法治相關問題的意識和能力不強，難以直接與群眾面對面交流、就近處理涉法難題，不能很好地融入基層社會治理體系之中。“楓橋式檢察室”可以增強檢察機關收集法律監督線索的能力，全面了解基層社會治理中主要的矛盾糾紛類型，直接接觸群眾，了解群眾訴求。推動檢察機關從被動履職向主動服務轉變，積極參與基層社會治理。
“楓橋式檢察室”的職能定位
第一，以司法辦案為根本立足點，積極延伸檢察履職觸角。一是審查批準逮捕、審查起訴轄區常見輕微刑事案件，并同步做好案件羈押必要性審查、不捕不訴案件風險評估和社會調查等工作。二是收集四大法定領域的公益訴訟案件法律監督線索，由于公益訴訟案件的專業性和復雜性，其具體辦理通常應移送檢察職能部門。三是開展民事、行政檢察工作，檢察監督啟動前，受理并移送監督線索，尤其是接受轄區人民群眾提出的相關申請；啟動后，協助職能部門向當事人或者案外人調查核實有關情況，協助督促落實檢察建議。四是開展基層司法執法活動預防性監督，加強對轄區“兩所一庭”以及鄉鎮政府、人民調解委員會履行司法或準司法職權的監督；與被監督的基層行政執法部門積極良性互動，助推依法行政、嚴格執法；梳理群眾反映、數據信息等日常管理線索，將群眾對基層執法的反饋和滿意度嵌入執法監督預防體系，主動尋找和擴大執法監督案源。
第二，立足屬地社情和矛盾變化，融入“三治結合”的基層治理體系，從源頭防范違法犯罪。一是辦案各環節的矛盾化解，轉變“重懲罰”的傳統觀念，更注重當事人利益保護和犯罪預防，在辦案過程中聚焦解紛止爭，積極開展刑事和解、民事和解、行政爭議實質性化解和公益訴訟訴前程序、訴前賠償等其他糾紛化解工作。二是以輕微犯罪預防工作為抓手，自覺融入基層社會治理工作體系，與各相關單位實現接訪聯通、要事聯辦、糾紛聯調、困難聯扶、數據聯享，上承縣級社會治理中心，下沉村社網格，構建分層遞進、銜接配合的基層社會矛盾糾紛預防化解體系，防止民事糾紛和行政爭議向刑事犯罪轉化；同時分析研判履職中發現的影響轄區和諧穩定的普遍性、傾向性問題并推動堵漏建制，構建分層遞進、銜接配合的矛盾糾紛預防和化解工作體系。三是深化法治宣傳教育，加強法治教育基地陣地建設，引導基層群眾樹立正確的法律意識和法治觀念。
第三，建立健全檢察服務機制，做實檢察為民工作，注重化解人民群眾涉法涉檢訴求。一是延伸聯系群眾觸角，依托“楓橋式檢察室”引導基層群眾合法有序充分參與司法活動，依靠群眾破解民事檢察和行政檢察案件線索少難題，建立檢察室聯系群眾的工作模式，暢通民意反映渠道；線下線上相結合提升群眾接受服務的便利和規范程度，線下檢察室窗口和人員入駐社會治理中心，認真受理群眾舉報、控告、申訴，并做好釋法答疑，同時積極推廣相關的線上應用場景，進一步提升便利度。二是加強特殊群眾權益保障，針對未成年人、老年人、殘疾人等特殊群眾訴訟能力普遍偏弱的問題，積極排摸、掌握轄區特殊群眾權益保障需求，并發揮支持起訴效用，使其利益訴求及時納入法治軌道解決；對于涉及老人贍養、兒童撫養等案件，持續加大監督辦案力度。三是保障和規范自治組織依法運行，基層自治組織預防和解決政治生活中風險隱患的能力比較薄弱，而其行為又容易對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產生顯著影響，需參照基層司法執法活動的預防性監督方式，加強對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的監督。
在此基礎上，“楓橋式檢察室”可以在權力范圍內因地制宜履行個性檢察職能。
“楓橋式檢察室”的工作機制
第一，履職辦案機制。一是輕微刑事案件辦理機制，以矛盾化解為核心，具體包括偵查階段的提前介入機制，案件辦理全流程的檢調對接機制，以及與酌定不起訴案件相配套的公益服務考察評估機制、公開宣告制度等。二是司法監督機制，以“源頭檢察”為宗旨，強化源頭介入偵查環節矛盾化解、源頭引導偵查取證、源頭把關移送案件質量等環節，定期開展室所聯席會議實現信息互通，防止嚴重不當司法行為發生。三是行政監督機制，與綜合行政執法部門聯合制定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行政檢察協同配合、公益訴訟信息移送、數字執法監督以及定期開展聯席會議等配套機制，實現檢察監督與行政執法工作有效銜接。四是公益訴訟辦案機制，以上級檢察院指定辦理為主，構建群眾來信來訪和觀察員參與相結合的線索收集機制和配套的激勵機制，以及生態修復的實地走訪跟蹤機制。
第二，矛盾糾紛化解機制。一是輕微刑事案件矛盾化解機制，包括發現糾紛和確定啟動工作的矛盾評估審查機制，提升當事人和解意愿的點單擇調機制，發揮村社干部優勢的聽證解爭機制，避免諒解漫天要價、以調代刑等情況的賠償保證金機制，以就業解決輕罪行為人無賠償能力的調解幫教協同機制等。二是涉法涉訴信訪案件矛盾化解機制，包括使信訪群眾“最多跑一地”的接訪聯通機制，與鄉鎮黨委、政府合力處置重大疑難復雜信訪事項的要事聯辦機制，根據事項性質發揮各個調解委員會優勢的糾紛聯調機制，引導老人贍養、兒童撫養等特定事項進入司法救助程序的困難聯扶機制，利用基層綜治平臺打通法律監督數據壁壘的數據聯享機制。三是矛盾糾紛排查預防機制，依托巡回法庭，以出庭支持公訴開展“零距離”法治教育；建設面向農村基層的刑事犯罪源頭防治中心；以辦案數據為基礎，定期總結分析轄區社會治理風險隱患，向鄉鎮黨委、政府提供建議。
第三，社會治理參與機制。一是與政權機關互動，匯聚基層政法與行政執法資源，強調檢察室在糾紛調解、爭議化解領域的指導引領作用，在法治會商會議中介紹案件法律爭議問題，與各方合力探討解決；在人大代表聯絡站設立檢察聽證點，以“小陣地”體現大民意。二是與社會組織互動，吸納轄區內社會組織成員，使其成為監督線索信息員、矛盾糾紛調解員、涉罪對象幫教員、法制教育宣講員；以“檢企聯絡站”為依托，明晰相關行業高頻涉罪風險點，推動行業協會通過強化企業內部管理、深化監督監管體系建設、定期開展宣傳教育活動等以預防犯罪。三是與自治組織的互動，對基層選舉、村務監督、集體經濟組織規范化建設、農村涉法涉訴等問題開展法律監督，確保群眾自治活動在法律框架內健康運行；聘任村社干部、網格員擔任檢察聯絡員輔助收集檢察監督線索，打通檢察參與社會治理“神經末梢”。
（作者：陳京春系西北政法大學刑事法學院院長；李博倫系西北政法大學博士研究生。本文系浙江新時代楓橋經驗研究院2024年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研究課題“社會治理現代化視域下‘楓橋式’檢察室的建設路徑研究”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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