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海根
帝國主義，又稱“壟斷資本主義”，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形成，是資本主義社會矛盾的特殊表現。列寧將帝國主義描述為壟斷組織和金融資本的統治已經確立、資本輸出具有突出意義、國際托拉斯開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已把世界全部領土瓜分完畢的資本主義。列寧在世時，帝國主義以私人壟斷資本為基礎，并開始了向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轉變。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帝國主義普遍進入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時期。伴隨全球范圍內的民族解放運動、新興獨立國家建設以及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動下資本主義生產力的極大發展，資本主義國家在戰后采取更為隱蔽的剝削和殖民方式，資本主義進入新發展階段，新型帝國主義形成。與傳統帝國主義相比，新型帝國主義的“新”主要體現在主體樣態、表現形式、內容范圍以及對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的影響等四個方面。
從主體樣態來看，帝國主義出現從“國家”壟斷向“國家集團”壟斷過渡的新趨勢。列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提出的國際壟斷同盟，核心是私人壟斷資本通過跨國協議分割世界市場。到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國際壟斷同盟在國家支持下瓜分世界市場，是國家權力與私人資本的跨國聯合。這個時期，國家雖然通過殖民政策、關稅保護等方式實現對私人資本的間接支持，但一般不直接參與同盟的經濟決策，國家屬于“后臺支持者”，即各個國家各自支持本國的私人壟斷資本。“國家”壟斷的直接后果是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利益矛盾和沖突。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之間轉而更加“聯合”，形成“國家集團”壟斷，即少數發達國家實質上成為涉及全球的“政策制定者”，他們的聯合組織成為政治經濟協調的戰略平臺。七國集團是當前“國家集團”壟斷最典型的代表，囊括了西方最主要的發達經濟體。同時美國以同盟體系、伙伴關系為依托，試圖建立更多“小型國家集團”，搞以美西方國家為主的“小圈子”，比如近年來的“美英澳三邊安全伙伴關系”、“印太經濟框架”、美英日澳新“藍太平洋伙伴”、“領導人民主峰會”、“清潔網絡”計劃等，形成“大集團”為主導、“小集團”為輔助的點面布局。“國家集團”壟斷的出現，目的在于遏制后起的國際競爭對手，維持已有的壟斷利潤。
從表現形式來看，帝國主義在發展變化過程中的壟斷手段呈現新舊疊加的特點。殖民主義時期的傳統帝國主義主要依靠軍事手段實現對外擴張，從而搶占和掠奪領土、資源和市場。到了新型帝國主義階段，產生了一些非軍事的壟斷手段。一方面，殖民體系崩潰之后，傳統帝國主義的殖民擴張政策轉變為通過扶持依附型政權或發動代理人戰爭來維持壟斷利益和影響力。另一方面，經濟手段在對外擴張中的作用越來越普遍，突出表現為由私人壟斷組織建立的跨國公司、由資本主義國家政府出面建立的區域經濟共同體和由金融資本催生的“虛擬經濟”。當然，新型帝國主義在表現形式和手段上的變化，并不是由“新”取代“舊”，而是后者對前者的延續、深化和拓展。原因在于，壟斷資本的形態，從工業資本、金融資本發展到現在所說的數字資本，并不是依序取代的關系，而是相互結合、相互依存，形成一種復合型資本體系，本質仍然是通過先進技術壟斷和數據控制實現全球剝削。但是，帝國主義實現全球控制的一些“舊”手段不會被放棄，而是以新的方式出現或被放入“工具箱”待用。未來不排除在深海、外太空等具有資源屬性的“新空間”提出主權要求，再現殖民主義時期的“瓜分”。
從內容范圍來看，帝國主義在當代的發展已超越傳統經濟壟斷范疇并在數字時代擴展到網絡虛擬時空。帝國主義的超經濟擴張，本質上是通過結構性權力鞏固全球不平等，形成了覆蓋政治、文化、意識形態、技術、氣候等多維度的“超經濟”壟斷體系。例如，在文化領域，以西方中心論為核心的“文化帝國主義”千方百計控制科學、教育、藝術等領域的標準制定權和話語權，通過“文化殖民”使科學和真理西方化、美國化。據統計，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控制著90%的信息發布渠道，通過國際新聞報道引導發展中國家的公眾認知，而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在國際傳播格局中不僅無法參與議程設定，而且沒有充足資源表述自身。又比如，在氣候領域奉行“氣候帝國主義”政策。發達國家自工業革命以來的累計碳排放占全球70%以上，但在國際談判中拒絕承擔補償義務，反而要求發展中國家以同等力度減排，同時還通過專利壁壘和技術轉讓限制，試圖壟斷清潔能源技術，實際上進一步擠壓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空間。此外，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廣度重塑全球發展格局，在西方世界產生了“數字帝國主義”，把壟斷擴展到網絡虛擬時空，在數字空間尋求“軟殖民”，數據、算法、算力和知識產權的獨占成為帝國主義實現全球控制的新工具，發展中國家進一步陷入“技術依附”困境。
從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來看，帝國主義持續、系統地將國內矛盾向外轉移，導致全球南北矛盾進一步加劇并將前所未有地凸顯出來。在“國家”壟斷階段，世界體系中的矛盾主要包括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以及整個帝國主義體系與廣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之間的矛盾即南北矛盾。在當時的特殊形勢條件下，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利益沖突尤為明顯，以帝國主義國家為主的世界性戰爭難以避免。列寧將這一情狀表述為：極少數富國把壟斷擴展到無比廣闊的范圍，攫取著數億以至數十億超額利潤，讓別國數億人民“馱著走”，為瓜分極豐富、極肥美、極穩當的贓物而互相搏斗著。到了“國家集團”壟斷階段，新型帝國主義通過一些有利于己方的秩序安排緩和或調整“國家集團”內部的矛盾，共同憑借資本優勢、跨國聯盟、技術壟斷和金融霸權，在全球范圍內形成依附論學者提出的“中心——外圍”的剝削關系，深度攫取全球壟斷利潤，將國內經濟矛盾更加系統性地轉移至南方國家，進一步強化南方國家的經濟依附性。2024年國際非政府組織樂施會發布的分析全球收入分配的報告顯示，全球69%的財富集中在發達國家，最富裕的1%人群掌握全球43%的金融資產，而發展中國家普遍面臨貧困與饑餓問題。列寧早已敏銳地觀察到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困境，將這一情狀表述為，“極少數‘先進’強國變本加厲地壓迫、搶劫、掠奪和扼殺各落后的弱小民族”。由于受帝國主義影響的國際分工，全球南方國家在全球體系中的處境更加艱難，世界上不少國家陷入政治上獨立而經濟上不能獨立的境地，其發展受到中心國家的控制和制約，導致全球南北矛盾進一步加劇。
帝國主義是一個復雜的、動態的歷史現象和現實存在，不同時期的帝國主義既有“壟斷本質”這一共同特征，也有各自“具體形態”的階段性特征。當今世界，帝國主義并未消失，我們依然處在馬克思主義所指明的歷史時代。從維護自身發展權益和促進世界公平正義出發，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要立足自身、胸懷天下，努力促進全人類共同發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推動全球治理民主化，削弱帝國主義存在的基礎條件，為應對和破解帝國主義及其政策體系作出更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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