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磊
法治與誠信在社會治理中相互關聯、相互支撐。2025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南考察時指出，“要高度重視法治和誠信建設，發揮好法治對社會治理的規范和保障作用，加強誠實守信的價值引導，提高政府誠信、企業誠信、社會誠信水平”。這一重要論述，深刻揭示了法治和誠信對于現代社會治理的重要意義：法治為全社會提供明確可預期的行為規范，構建社會治理的基本框架；誠信則為社會治理提供良性的道德基礎，有助于降低社會治理的制度成本。提升社會治理現代化水平，就要推動法治與誠信相互促進、相得益彰，進而形成治理合力。
以法治規范保障誠實守信
守誠信是中華民族在長期實踐中培育和形成的獨特思想理念和道德規范，誠信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內容之一。在現代社會，要將誠實守信這一價值觀念轉化為具體的社會現實，離不開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進行規范和保障。
法治通過其規范體系確立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行為規則，通過合理設定權利義務關系使各類社會主體的行為符合誠信的基本要求。我國不僅在民商法等傳統法律部門確立了誠實守信的基本原則，還在諸多具體民商事領域明確了相應規則，通過科學設定權利義務關系特別是對具有優勢地位者提出更高的誠信要求，為相關主體提供明確的行為指引。例如，我國藥品管理法規定，由藥品監督管理部門建立藥品安全信用檔案并向社會公布，以減少信息不對稱給消費者帶來的不利影響。
法治的良好實施能夠保障政府高效回應并及時解決社會中出現的各類失信問題。在信用制度建設中，行政機關直接參與社會治理，通過及時出臺信用領域的專門規定，明確失信行為的表現形式、法律責任等，為信用執法提供制度遵循。例如，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出臺的《市場監督管理嚴重違法失信名單管理辦法》，對多種市場主體失信行為的標準予以專門明確。司法機關亦積極通過司法政策推動社會誠信建設，如最高人民法院頒布施行《關于限制被執行人高消費的若干規定》《關于公布失信被執行人名單信息的若干規定》等，通過對被執行人發出限制高消費令等方式，明確失信主體應當依法承擔的責任，從而提高失信行為成本。
隨著現代化進程的不斷推進，社會結構愈發多元化、復雜化，人際信任度下降、道德評價和道德權威力量弱化等成為各國面臨的普遍問題，信任危機在不同領域日趨突出。而法治具有一致性、公開性、穩定性、統一性、易于理解性、明確性等特質，法律制度因得到國家強制力保障而能夠在劃定底線的意義上明確失信行為及其法律后果。失信認定標準、失信懲戒措施、失信修復程序等法律制度，在懲戒失信行為的同時，也起到了在社會上弘揚誠實守信風尚的作用，有利于培育誠實守信的社會土壤。
以誠實守信夯實善治根基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推動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貫穿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各環節，使社會主義法治成為良法善治。”規則之治是法治的重要形式特征，社會主義法治還要求人們所服從的法律本身應該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從法治自身的基本要求和社會治理需求出發，誠信是法治不可或缺的價值根基。
誠信構成良法善治的一項關鍵主張。從法律內部構造來看，誠信的價值理念與重要法律制度之間存在內在有機聯系。例如，在民法中，誠實信用的價值目標以法律原則的形式作用于整個民事法律制度，被視為民法中的核心原則之一，深遠影響著各項民事法律制度。從法律的制定來看，立法在本質上是圍繞著如何處理“共同之事”而展開的，這需要立法者誠實地摒棄個人私利或部門利益，真正將維護全體人民的共同利益作為立法的目標。從法治的基本要求來看，限制公權力是法治的本質要求之一，而限制公權力的目的則是防止公權力無序擴張造成的失序，進而為全社會提供清晰、可預期的行為指引。
誠信的社會風尚有助于正式法律制度在社會治理中充分發揮作用。一方面，從糾紛預防的角度來看，崇尚誠實守信的社會氛圍有助于社會成員將誠信的價值觀念內化于心、外化為行為準則，在自律和道德約束的作用下減少失信行為發生的可能性，使糾紛調處、案件裁判等正式法律制度的運行壓力得以降低。另一方面，從糾紛化解的角度來看，正式法律制度要取得實效，最終需依靠相對人的配合，而誠實守信的社會風尚能夠使當事人更自覺地履行法律義務，從而有效降低執行環節的人力、物力、時間等成本。
誠信的社會風尚是非正式制度契合法治要求、發揮正向治理作用的根基，也是其穩定運行、避免失范的關鍵支撐，對推動社會治理體系高效運轉具有不可替代的意義。誠信能夠增強個體間的信任，促進社會成員在商業交往、鄉村治理等領域中秉持真誠、良善等共同價值目標簽訂合約、制定行業規范和村規民約，使社會規范的基本精神符合法治的基本原則，防止非正式制度失范。同時，在現代社會，各類非正式制度的運行更加依賴于社會成員的自覺遵守和相互監督，崇尚誠信的社會氛圍能夠強化個體的道德自律和群體的輿論壓力，促使社會成員信守承諾，減少失信行為的發生。
以雙輪驅動提升社會治理現代化水平
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全面推進國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弘揚誠信文化，健全誠信建設長效機制”。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健全誠信建設長效機制，教育引導全社會自覺遵守法律、遵循公序良俗”。新征程上，應當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構建法治、誠信雙輪驅動的格局，在明確法治制度底線的同時，充分發揮誠信的價值引領作用，提高全社會文明程度，提升社會治理現代化水平。
在法治軌道上提高政府誠信、企業誠信、社會誠信水平。通過黨內法規與監察法等國家立法的銜接，使公權力運行的全過程、各方面受到監督，確保政府依法行政，用制度的紅線約束政府守好誠信的底線，并縱深推進反腐敗斗爭，提升作風建設的制度化水平。更加能動地培育信用法治的社會基礎，通過將有關社會信用建設的主張轉化為政策舉措、法律制度，切實提高企業等各類社會主體的誠信水平，如完善統一社會信用代碼機制，推動統一社會信用代碼作為唯一標識在各領域的廣泛應用，促進全社會形成講信用的良好氛圍，為社會信用領域各項立法創造成熟的社會條件。
健全守法誠信褒獎機制和違法失信行為聯合懲戒機制，用法律規范為全社會提供明確的誠信、失信標準。以國家立法形式明確失信行為的認定標準和法律責任。按照《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法治建設立法修法規劃》的精神，將誠信要求細化為各部門、各領域法律中的具體制度，完善社會信用體系相關法律制度，形成完備的信用法律體系，實現信用體系從政策驅動轉向法治定型，為全社會提供明確的誠信、失信標準。規范信用修復機制，結合實踐運行情況將關鍵信用政策以及“誰認定、誰修復”的信用修復制度及時上升為法律規范，根據失信程度的不同，設置不同的公示期、修復條件和修復程序，依法幫助信用主體重塑信用，為各類社會主體參與營造誠信社會風尚提供良好制度環境。
將法律制度的運行和誠實守信的價值引領有機結合，引導全社會形成誠實守信的氛圍。一方面，將法律層面的信用修復制度與志愿服務、公益勞動等道德實踐相結合，建立具有社會公益屬性的信用修復機制，提高信用法律制度的質效。另一方面，充分發揮村規民約、行業規范等社會規范的作用，支持基層自治組織因地制宜探索建立失信標準，鼓勵行業協會發起自律公約、建立互幫互助的誠信基金，將誠實守信的德治要求與基層自治、行業自律的非正式制度相結合，通過將道德的價值理念轉化為社會的規范要求，培育誠信的社會風尚。法律筑基、價值引領的雙輪驅動，既能讓誠信建設有規可依、有章可循，也能推動誠信理念深植社會肌理，為健全社會治理體系注入持久動力。
（作者：路磊，系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科研處副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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