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四川黨的建設》全媒體記者 王瑾
一封絕筆遺書，字字泣血，托付家國大義；一面“死字旗”，慷慨悲壯，承載父子生死之諾；一紙陣前教子，鐵血柔情，盡顯軍人未了之責……在中華民族最危難的時刻，那些穿越戰火硝煙的書信與信物，成為民族精神最深沉的回響。
參觀者在趙一曼紀念館緬懷先烈。供圖/趙一曼紀念館
“母親不用千言萬語來教育你，就用實行來教育你”
“年幼時，家中一直掛著奶奶的畫像，但我并不知道她就是抗日英雄趙一曼。”在趙一曼的孫女陳紅的記憶中，家中掛著的畫是這樣的：面容清秀的年輕女子端坐在藤椅上，懷中依偎著一個懵懂的幼童。“這幅畫，是根據奶奶和父親唯一一張真實合影畫的。它凝固的，是奶奶與我父親陳掖賢此生最后的相聚。”陳紅說。
趙一曼，本名李坤泰，1905年出生在四川宜賓一個開明的鄉紳之家。大姐夫鄭佑之烈士，是中國共產黨川南黨組織的創建人。在鄭佑之的影響下，李坤泰閱讀了大量進步書籍，于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后在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黃埔軍校武漢分校）、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1928年，在莫斯科求學的李坤泰接到了回國任務。不顧肺病復發和身懷有孕，她毅然踏上艱難的歸途，輾轉宜昌、南昌、上海等地秘密開展革命工作。次年，兒子“寧兒”（即陳掖賢）降生。在寧兒一歲多時，李坤泰抱著他留下一張珍貴的合影，隨后將他托付給親人，再次投身革命。
“九一八”事變后，李坤泰化名“趙一曼”，在沈陽、哈爾濱領導抗日斗爭。1933年4月，她參與領導了著名的哈爾濱電車工人大罷工，迫使日偽統治當局答應工人復工條件；轉戰珠河縣（今黑龍江省尚志市）后，她以非凡的智慧與勇氣領導作戰，成為了日偽報紙上赫赫有名的“紅裝白馬”女政委，其威名與趙尚志將軍并列……
1935年11月，趙一曼在與日偽軍激戰中身負重傷，不幸落入敵手。面對種種酷刑，她的意志如鋼鐵般不屈：“你們可以讓村莊變成瓦礫，把人剁成肉泥，但消滅不了我的信仰！”
1936年8月2日，年僅31歲的趙一曼英勇就義。赴刑場的列車上，她給遠方的兒子寫下字字千鈞的絕筆：“母親對于你沒有能盡到教育的責任，實在是遺憾的事情……母親不用千言萬語來教育你，就用實行來教育你。在你長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記你的母親是為國而犧牲的！”
這封浸透血淚的遺書被塵封。直到1957年，東北烈士紀念館的工作人員為核實趙一曼烈士身份來到四川宜賓，陳掖賢才第一次真正“認識”了自己的母親。陳掖賢奔赴東北紀念館，一字一句地謄抄下母親的絕筆。“父親當時內心的震撼與痛苦，無法想象。”陳紅回憶說，父親手臂上有藍色的“趙一曼“三個字，就是當時用鋼筆尖刺下的。
“母親不用千言萬語來教育你，就用實行來教育你。“趙一曼的這句遺言，深深烙印在陳掖賢的生命里。他一生謹記母親的囑托，從中國人民大學外交系畢業后，他沒有從事外交工作，而是做了一名教師，默默奉獻。他將母親的教誨化為家訓傳給了女兒陳紅：“烈士后代不能說明什么，不要覺得自己和別人不一樣，要過普普通通的生活。”這句家訓，陳紅銘記于心，踐行至今。
今年是趙一曼烈士誕辰120周年，也是陳紅向世人講述奶奶趙一曼英雄事跡的第38個年頭。“今年我67歲了，作為趙一曼的孫女，我會繼續講好奶奶的故事，傳承她的精神。”陳紅的聲音堅定而充滿力量，對她而言，每一次講述，不僅是對至親的追憶，更是將“母親用實行來教育你”的信念，將“烈士后代不能說明什么”的樸素家訓，傳遞給下一個聆聽者。
建川博物館的“死字旗”場景還原。圖/王瑾
“傷時拭血，死后裹身”
8月，位于成都大邑縣安仁鎮的建川博物館里，游人如織。在“死字旗”文物展區前，參觀者紛紛駐足——復原的場景中，身著軍裝的戰士單膝跪地，雙手鄭重接過一面書寫著“死”字的旗幟。伴隨著講解員的聲音，一段穿越八十余年的故事徐徐展開……
1937年7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四川省安縣曲山鄉（今屬北川羌族自治縣曲山鎮）的一位小學教員王建堂決定棄筆從戎，組織了一支170多人的隊伍，取名“川西北青年請纓殺敵隊”。
同年，在安縣召開的歡送出征大會現場，王建堂的父親王者誠從曲山鄉寄來一個包裹，打開包裹，只見大白布做成的旗幟正中寫著一個斗大的“死”字，左右兩側是王者誠親筆寫下的殷殷囑托：
右邊：“我不愿你在我近前盡孝；只愿你在民族上盡忠。”
左邊：“國難當頭，日寇猙獰。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本欲服役，奈過年齡。幸吾有子，自覺請纓。賜旗一面，時刻隨身。傷時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據王建堂生前回憶文章《憶抗戰時期請纓殺敵》載，當時，這面旗幟展開時，在場之人無不深感震撼鼓舞。時任安縣縣長成云章反復宣揚后鄭重地交到王建堂手中。背負著帶有父親囑托的“死字旗”，王建堂被編入國民革命軍第29集團軍44軍，先后參加了武漢會戰、鄂西會戰、大洪山保衛戰、常德會戰、長沙會戰等戰役。
王烈勛是王建堂的侄子，雖未親歷戰火，卻在后來與伯父王建堂朝夕相處32年。其間，他無數次聽王建堂講述那段歷史，“伯父參加大小戰斗數十次，負傷4次，多次立功受獎。”王烈勛回憶道，“他確實踐行了爺爺‘傷時拭血’的囑托。”
王烈勛印象最深的是伯父講述的一次九死一生的經歷，“當時戰斗特別激烈，只管一個勁地往前沖。戰斗結束的時候，我伯父感覺到右腹部一陣劇烈疼痛，一看，自己的棉衣被打了銅錢大的一個洞，里面的襯衣已經被血染紅了。他的右腹部被子彈打進去了一公分多深。仔細檢查后發現，原來那顆子彈之所以沒穿透他的身體，是因為有一塊銀元擋住了子彈的沖擊力。”
“當年同鄉百余人共赴國難，1949年伯父返鄉時，卻再難尋戰友音訊，伯父說他們中的大多數，可能已長眠疆場。”王烈勛語氣沉重，“戰亂中，那面旗幟也不知所終。后來伯父根據記憶復制過一面，可惜也丟失了。”
依據伯父的描述和家族的記憶，王烈勛接過了傳承的使命，精心復制了“死字旗”，并將其中一面捐贈給了建川博物館。
如今，建川博物館里的這面“死字旗”，已成為館內最震撼人心的“精神坐標”之一。講解員劉小敏說，常有省內外游客慕名而來，只為聆聽這面旗幟背后的故事。
“從爺爺贈旗，到大伯浴血守護，再到我輩講述，三代人傳承的不僅是這面旗幟，更是融入血脈的家國情懷與不屈精神。”王烈勛告訴記者，2025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他計劃走進十余所學校，向青少年講述“死字旗”的故事，“銘記這段歷史，傳承抗戰精神，是我們作為后代應盡的責任。”
鄒紹孟手書。供圖/受訪者
鄒紹孟（右）與長子鄒汝寧（左）。供圖/受訪者
“對國家社會無補，國家何須有此國民，家庭何須有此子弟”
在川軍將領鄒紹孟的孫子鄒維家中，珍藏著一封家書的復制品。全文共187個字，紙頁泛黃，字跡清晰，落款日期是1938年3月11日。這是時任國民革命軍第41軍124師參謀長鄒紹孟在山東滕縣前線寫給其長子鄒汝寧的信。
1938年3月，鄒紹孟奉命在滕縣守城。戰前，他收到四川老家來信，得知長子鄒汝寧最近的考試成績“名列丙等”，遠在戰場的他格外擔憂。
3月11日深夜，鄒紹孟提筆給兒子寫信。信的開頭是“寧兒如晤”，接著便是嚴厲的訓誡：“幼時均一味說誑，長成亦必無所成就，對國家社會無補，國家何須有此國民，家庭何須有此子弟。”他急切地希望兒子能“凡事立志向上，存極盛競爭心，不可一味貪玩，不溫功課”。
鄒維推測：“爺爺寫這些時，其實已經有了不好的預感。”因為在信的末尾，鄒紹孟鄭重囑托：“因我身屬軍人，刻在前線抗戰，萬一不幸以身殉職，完我軍人天職，則今后捍衛國家與復興中華民族，責任端在汝……”他還叮囑兒子細細體會，不明白就問外祖父，“牢記勿忘”。
3月14日，滕縣保衛戰打響。鄒紹孟與師長王銘章等將士浴血奮戰，最終壯烈殉國。而這封家書寄達樂山老家時，守軍幾乎全部犧牲的消息已傳遍全國。
“當時奶奶懷著身孕，帶著孩子們，聽到噩耗后再讀此信，全家人抱頭痛哭……”鄒維的聲音低沉下來，這封家書，成了全家最珍貴的遺物，也意外地產生了巨大影響。
據長期從事川軍抗戰史研究的專家何允中介紹，當時，成都《新新新聞》將這封家書全文刊登，川中若干青年學生和愛國人士紛紛向報社索要復制件。第41軍駐綿陽留守處的人員把這封家書翻拍成數千份照片分發。不少青年被這封家書激勵，懷揣照片走上戰場。
家書的訓導，深深融入了鄒家的血脈。長子鄒汝寧發奮讀書，后成為中學校長，他一生謹記父親教誨，常對學生說“誤人子弟如殺人父兄”。次子鄒汝祥，是父親犧牲兩個多月后出生的遺腹子。他從未見過父親，在母親的教育下，他從小就對父親的故事充滿敬仰。
“我父親（鄒汝祥）總說‘凡參加此保衛戰者，死去是烈士，幸生是英雄’。”鄒維介紹，他的父親鄒汝祥退休后，花了近十年時間收集整理在滕縣保衛戰中犧牲的川軍將士名單，最終整理出一份包含2160個名字的《抗日戰爭滕縣保衛戰英烈名冊》。
讓鄒維感到安慰的是，山東滕州市政府在滕州烈士陵園建了一面川軍將士紀念墻，“墻上的名字，正是依據父親收集的名單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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